百家争鸣

　　编者按:无产阶级在二月的胜利并没有结束这场伟大的革命，推翻沙皇制度不过是1917年后所发生的一切中的一个插曲，或者说是随之到来的一系列巨变中最不引人注目的一个。群众高涨的革命热情已为十月的炮响埋下了种子，不久之后，人类第一个承载着无产阶级血泪与希冀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诞生。

　　毛主义者不仅会纪念我们伟大的革命事件，也会在乎其发生的动机和实际发展中的情况。资产阶级史学家们在苏联解体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倾向于将整个20世纪10年代的一整条革命链条视作某种偶然性事件。我们今天和未来几天的文章，将会解释一件事：它是如何从偶然到必然的。

　　战前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俄国的“社会金字塔”

　　自1861年农奴制改革以来，俄国资本主义开始了其高速发展。1890年，俄国工业生产产值为15亿卢布，1900年增加到30亿卢布，1909～1913年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3%和6.2%，到20世纪初，俄国工业生产总值已稳居世界第五位。石油工业的发展可以作为俄国工业进步的一个缩影，1821年、1831年、1840年、1850年与1859年俄国石油开采量分别为20万、25万、33.7万、22.1万和23万普特，到1894年，巴库地区已有229个矿区，分属88家石油公司。1898年俄国石油产量达6.3亿普特，占世界总采油量的51.6%，1901年俄国采油量达到最高值，超过7亿普特。石油加工业的发展是石油工业兴起的又一例证。19世纪70年代起，巴库地区石油加工厂数量迅速增加，1872年，石油加工厂数量为50家，煤油产量为40万普特；1879年达193家，煤油产量为622.5万普特。1887年，巴库地区煤油供货量为2440万普特，煤油出口量为1159万普特。到1890年，巴库地区已有148家石油加工厂，1893年虽减少至73家，但煤油产量从1890年的6800万普特增加到9000万普特。自80年代起，俄国煤油开始出口国外，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不断加强，逐步冲击美国石油产业。1870年，俄国采油量仅为美国的1/20，1892年两国石油开采量几乎持平；1893年俄美两国占世界石油开采总量的97%，两国的比例分别为46%和51%；1898年俄国采油量超越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而等到战前，即从1909年下半年起，俄国经济开始走向新的高涨。1908-1913年，全国生铁熔炼量从17100万普特增加到28300万普特，铁和钢的产量从14800万普特增加到24700万普特。煤的产量增加了38%，1913年达到221,400万吨，1911—1913年，新建铁路3500俄里。

　　巴库油田

　　俄国资本主义自其诞生便呈现出高度集中化的特点，一方面体现在工业布局的严重失衡。1908年的全俄工业普查资料表明，在欧俄地区，加工工业企业占93%，年产值占92%，工人数量占96%。而在欧俄地区内部，产业与其下属的生产部门同样显现出分布不均。煤炭工业广泛分布在欧俄大部分地区，甚至在西伯利亚和突厥斯坦（1）也有分布。即便如此，1912年煤炭工业的大部分产值依然集中在南部地区（占45.3%）、北高加索地区（占39.8%）和波兰地区（占14%）。一些省份虽然工业整体发展水平不高，却是某些生产部门的重要中心。例如，费尔干纳州轧棉企业产值占俄国轧棉总产值的85%；阿尔汉格尔斯克省制材部门和锯多层板部门产值占全俄总产值的22.5%；阿斯特拉罕省制木桶和箍桶部门产值占全俄总产值的61%。在1900年的工业普查中，通过对省份分组，清晰反映出俄国工业的分布情况。I组包括莫斯科、彼得堡与弗拉基米尔三个省，却拥有俄国45.9%的产值与47.2%的工人，而前四组的30个省，拥有俄国几乎全部的产值与工人，足以可见俄国工业惊人的集中程度。

　　俄国工业生产指标统计

　　另一方面，俄国企业也表现出生产集中化与垄断式的组织形式，俄国的绝大多数工业部门由大型企业所主导，“在五年间，工人超过2000人企业所占比例在提高。1914年，此类企业集中了本行业46.3%的无产阶级、43.2%的产值和67.04%的动力功率。相关指标在不同的领域中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例如，在冶金行业，1914年大型企业（工人超过2000人）占劳动力的86%，占产值的82.7%，占动力功率的92.8%。”。以食品行业为例，“在1895年共有45家超大型磨坊，有3860人在这些磨坊工作，产值为4224.52万卢布，而小型磨坊（工人在5人以内，产值低于1万卢布）共有482家，有1409人在此工作，年产值低于100万卢布。在1914年小型磨坊（共有136家）的标准提高到了拥有14人，产值达到10万卢布。超大型磨坊的数量增加到127家，集中了12500人，年产值达2.6亿卢布。”可以看到，大型企业在俄国工业中占有几乎绝对的优势，而这必然会推动垄断集团的产生。

　　俄国垄断组织的发展历经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世纪70到90年代，1873年经济危机之后，部分生产部门出现了早期垄断组织，形式为简单的卡特尔。1882年俄国再次爆发经济危机，为保证利润，卡特尔协议在各工业部门中十分普遍。随着工业快速发展，诸多垄断联盟相继解体，但银行与外资纷纷投入工业，致使生产集中化程度不断增强，卡特尔组织逐渐向辛迪加组织转化。第二阶段为1900至1909年，卡特尔和辛迪加组织广泛发展。20世纪初经济危机再次掀起俄国工业企业兼并浪潮，中小企业纷纷破产，大企业为抵御经济危机不断联合，垄断化过程也随之加快。1900到1905年，俄国32个主要工业部门中有23个出现卡特尔组织，辛迪加形式的垄断联盟也逐渐增多，涵盖所有工业部门，能源、机器制造、冶金和纺织工业垄断程度较高。1906年，辛迪加垄断南俄67%的采煤量；石油卡特尔组织集中了俄国77%的石油销售业务；1907年，车厢制造厂辛迪加集中了俄国车厢订单总额的93.7%。第三阶段是1910至1914年，托拉斯和康采恩垄断组织出现。

　　1910至1914年，工业高涨促进俄国工业生产和资本进一步集中，卡特尔和辛迪加等中低级垄断组织难以满足市场需求，高级垄断组织出现。托拉斯是以企业完全与控制股票为基础。石油工业三大托拉斯集团为俄国石油总公司、诺贝尔兄弟集团和英荷壳牌石油公司；纺织工业也出现托拉斯集团，最具影响力的是科诺普公司。康采恩则是由实力雄厚的垄断企业联合而成的高级垄断组织，最具代表性的是纺织工业中的孔申公司等企业。垄断是生产集中化的必然结果，生产集中化中导致中小企业数量大幅减少，进一步促进垄断加剧。1890至1900年，俄国工业企业数量减少26.5%，生产总值却增长95%。化学工业中企业数量减少64.1%，生产总值增长93.7%。纺织工业企业数量减少16.2%，生产总值增长61.8%。食品工业企业数量减少40.5%，生产总值增长55.1%。

生活困苦的人民

　　工业的快速进步并没有带来无产阶级处境的根本性改善，俄国群众生活水平仍远低于他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同胞，在欧洲各国中，俄国工人的工作时间最长，平均每天工作九小时半至十小时。根据1913年的调查材料，对于彼得堡的奥布霍夫工厂有如下数据：男工：工作九至十小时者占57%，工作十至十二小时者占34.4%，工作少于九小时者占8.7%。女工：工作九至十小时者占76%，工作十至十二小时者占20.4%，工作少于九小时者占3.6%。童工：工作九至十小时者占60%，工作超过十小时半者占33%，工作少于九小时者约7%。同时，俄国是世界工资最低的国家之一，1911年，俄国工厂工人平均工资为251卢布，而美国1910年工人平均工资为1,036卢布，比俄国工人高出三倍之多。工人微薄的工资还要受到罚款与物价上涨的削减，1910-1913年，罚款上升18%，而主要工业品价格提高12%，1909-1914年，房租增加30%。于此相对的则是工人劳动条件极差，1909年，在1.000名工人中，平均事故达38.8起，1913年上升到48.9起。卫生条件更是不容乐观，莫斯科约70%的工人住房不符合卫生标准，1910年，死于霍乱者达10万人以上，普梯洛夫厂大炮车间患结核病的人特别多，以致有“结核病工广”之称，俄国居民的死亡率是欧洲最高的，而平均寿命几乎也是欧洲最短的。

　　革命与反动

　　资本主义在俄国的野蛮发展推动着革命运动的高涨，工业分布的集中也带来了无产阶级地域上的集中，天然地形成了社会革命的中心，大型垄断式企业的广布与城市同乡村间的割裂，斩断了工人与乡村的联络，并将其以现代工业的形式组织与集中起来，加之工人们极度恶劣的生存条件与沙俄专制保守的政治环境，自然地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创造了良好的土壤。革命与反革命的反复，主导着沙俄的政治环境。在这座“各民族的监狱”里，关押着形形色色的躁动的革命者们，从民意党到布尔什维克，从彼得堡到西伯利亚，革命的威胁始终高悬于帝国之上。逮捕、流放、绞死，沙皇政权使出浑身解数，用尽一切镇压手段，只为平息革命党人的叛乱，但革命仍然在进行，无论是亚历山大三世对民意党的审判，还是斯托雷平的反动，都没有能阻止这辆飞速前进的列车，它正摧毁着沿途的一切障碍，砸碎着束缚人民的一切枷锁！

　　下表是一份俄国参与政治罢工的人数统计，政治罢工的人数多寡，清晰反映着革命与反动的较量。俄国工人运动经历19世纪末的起步时期，开始逐渐在斗争中走向成熟，1903-1904年的罢工相比于上一个高潮“彼得格勒工业战争”有了极大进步，罢工的诉求开始逐步由经济转向政治。1900-1903年的经济危机与日俄战争的爆发使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风暴正在不满的群众中酝酿。

　　年份 参与政治罢工的人数（单位：万人）

　　1903* 8.7

　　1904* 2.5

　　1905 184.3

　　1906 65.1

　　1907 54.0

　　1908 9.3

　　1909 0.8

　　1910 0.4

　　1911 0.8

　　1912 5.5

　　1913 50.2

　　1914（上半年）105.9

　　1915 15.6

　　1916 31.0

　　1917（1-2月）57.5

　　1903年和1904年的数字是全部罢工的参加人数，其中无疑多数是经济性罢工。

　　注:此表部分数据存疑

　　日俄战争的开支高达每天300万卢布，这大大加剧了沙俄政府的财政负担，仅1904年一年，俄国的物质损失就达到近20亿金卢布（2），所有这些负担都以不断增加的税收形式落在劳动者肩上，工资降低，罚款增加，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失业人数激增，农民艰苦的生活条件更为恶化，被征召入伍者的家庭受到地主、富农残酷的奴役和盘剥，而广大农民则饱受耕地减少与收成降低的折磨。饥寒交迫的群众开始走上街头，1905年1月9日，15万工人队伍举着圣像朝冬宫进发，灾难性的一天开始了。“皇上！我们实在是没有力量了。我们的忍耐达到极限了！”加邦神父对沙皇的恳切请求并没有换来任何同情，全副武装的骑兵分队毫不留情地向高举尼古拉二世画像的群众开了枪。加邦被打倒在地，受了轻伤，他在小巷里脱下大衣和袍子，喘息着说：“不再有上帝，不再有沙皇！不再有沙皇！”恐怖的镇压与血腥的屠杀遍布了整个彼得格勒，至少有1000名群众死在沙皇政府的枪口下。政府1月9日的镇压成为了点燃群众情绪的导火索，响彻首都街头的“打倒专制制度！”的呼声得到了全国千百万人的响应，1月份，有66个城市举行了罢工，罢工者总数达444,000人。无产阶级的罢工运动在继续进行，2月份，有293,000人举行罢工，卢甘斯克工人的罢工是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准备和进行的，罢工中的团结一致显得特别突出，普梯洛夫工厂工人罢工的情况也是如此，在1905年头三个月里，参与罢工的无产者达81万。革命的浪潮也在波及农村，1月份，自行砍伐森林、夺取粮仓、烧毁地主田庄的事件频发，2月份，波罗的海沿岸、波兰、第聂伯河西岸乌克兰地区的农业工人举行罢工运动。农民在运动中往往非常顽强地坚持自己的诉求，例如，沃罗涅什省马斯丘基诺村的居民于1905年3月作出了关于分配和耕种地主土地的决定，同时向地方官宣布：“彼得堡工人争得了自己的要求，尽管向他们开了枪，我们也要这样做。”不久，农民们用火枪、叉子和斧头武装起来，赶跑前来的警察并自行耕种了土地，在军队的帮助下，动乱才被镇压下去。梁赞省5月至8月发生了54次农民骚动，南部各县如丹科夫县、扎赖斯克县、普龙斯克县、斯科平县的暴动尤为激烈。在高加索，斗争进行得顽强而且很有组织，在古里亚、明格列里亚和依麦列梯亚，农民们在社会民主党人的领导下赶跑了沙皇的官吏，建立了农民委员会，并选举自己的代表参加，中部工业区各省的农民斗争也活跃起来了，1905年1-4月有85个县局部地发生了农民暴动，占欧俄地区总县数的17%。

　　夏季相比春季，罢工运动的明显特点是政治罢工比重增加。如果说3月份参加政治罢工的人数还达不到总人数的30%，那么在后来几个月里（4月至8月）就达到了50%至75%。在同反动势力的不懈斗争中，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正在迅速提高，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举行罢工的工厂选出了自己的代表，他们受权同企业主进行谈判并捍卫工人的利益，从5月15日起开始召开“全权代表会议”，这个会议事实上成了俄国第一个全市性工人代表苏维埃，“参加这个会议的有128名男工和23名女工，三分之一以上代表都是布尔什维克。苏维埃从建立的最初几天起就不是作为通常的罢工委员会，而是作为同沙皇政府进行总的革命斗争的机关进行活动的。不仅是工人，而且郊区农民也都来找它。例如，舒亚县的农民就常派代表来，请求给予指示：如何夺回土地和消灭地方官。斗争的逻辑要求苏维埃必须作为雏形的革命政权机关来行动。苏维埃组织起工人民兵来维持市内的秩序，根据苏维埃的指令关闭了酒馆，对印刷所实行监督。在苏维埃的领导下，工人们未经官方许可径自实现了言论和集会自由。每天由布尔什维克组织和苏维埃召集的各种大会成了对工人进行政治教育的学校。”，一种崭新的群众性民主制度就此在同沙皇政府的激烈斗争中诞生了！1905年6月波将金号的起义与发生在波兰的暴动成了压垮沙俄政府的最后一根稻草。8月6日，尼古拉二世批准了选举国家杜马的宣言和条例，但在限制选举权的同时，并未赋予其较大职权。群众反对布里根杜马的斗争与莫斯科九月事变拉开了全俄政治罢工的序幕，把各个单独举行的罢工汇合成声势浩大的全国性的运动，总共只用了五天时间。单是工厂工人参加罢工的就有519,000人，连同70万铁路员工大军、数万名矿业工人、成千上万的机关职员、店员和学生，罢工总人数达到了200万人，即列宁同志所言：“全俄政治罢工这一次真正是遍及全国了，它在最受压迫的和最先进的阶级的英勇奋斗中，把万恶的俄罗斯‘帝国’的各族人民联合起来了。”另外，这场罢工具有鲜明的政治性质，并且是在下列革命口号下进行的：“打倒布里根杜马！”“打倒沙皇政府！”“武装起义万岁！”“临时革命政府万岁！”“民主共和国万岁！”无产阶级在罢工的过程中，不经官方许可径自用革命的方法实现了言论、集会和出版自由，在各企业中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经常不断地和公开地举行工人集会与代表会议，在会上各革命政党的代表都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沙皇政府妄图通过武力镇压的计划破灭了，随之而来的是10月17日诏书的颁布，承认了人民的“公民自由”与国家杜马的立法权，革命开始取得它的第一个决定性的胜利，在十月诏书颁布后，革命迅速扩大为武装行动，但资产阶级的倒戈与沙皇的血腥镇压终究使这场“俄国革命的总演习”落幕了。

　　此后，革命在反动派疯狂的围剿下不断退却，1905年的胜利待到1908年时几乎全部丧失。在“斯托雷平的领带”与俄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下，革命的威胁似乎已经消失殆尽，但它只是在积蓄力量，等待下一次高潮的来临。从1910年开始，消沉的革命开始缓慢复苏。1911年，罢工人数增加到105,000人以上，其要求开始从防御渐渐转为进攻，即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日和改善生活条件。同时，政治罢工数量大幅增长，胜利的罢工打破了1906年50%的记录，达到58%。在工人运动的影响下，农民运动以及学生、知识分子的运动也达到了新的高潮，农民起义在1909年发生了80次，1910年发生了147次，1911年，大学生举行总罢课，残暴的沙皇教育大臣卡索开除数千名大学生，引起莫斯科大学许多著名教授辞职以示抗议。勒拿惨案成为了自1912年起的革命的转折点。1904-1911年，勒拿金矿公司的利润增加了六倍，成为俄国最大的采金企业，与之相对的是，工人劳动与生活条件极差，他们每天必须在深至膝盖的冷水中工作10-12小时，所得工资非常微薄，而且一部分工资以票证形式发放，仅限在公司自办的小铺里购货。工人缺少必要的医疗劳保条件，流行病夺去了大量工人的生命。1912年3月4日，在安德列夫斯基矿坑，因商店供应质量低劣的马肉，900人举行罢工表示抗议，罢工迅速扩展到其他矿坑，至3月下旬，已有48个矿坑共6,000人参加罢工。布尔什维克积极领导此次工人运动，成立了矿坑罢工委员会和中心罢工委员会，工人们提出了改善居住、生活、卫生条件，提高工资并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取消罚款等18点要求。沙皇政权与勒拿金矿的资本家相互勾结，决心以血腥镇压来粉碎工人的革命斗争，1905年参加镇压工人的宪兵军官特列申科夫被再次调来施行镇压。4月16日深夜，中心罢工委员会成员突然被捕。次日早晨，聚集了3,000人的工人队伍立即向纳杰日金矿坑行进，向驻在那里的法院检察官递交请愿书，当游行队伍行进中时，凶恶的刽子手特列申科夫直接命令士兵开枪射击，当场打死270人，打伤250人。

　　勒拿惨案激起了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各地连日举行罢工、集会与示威游行，要求审判凶手。参加抗议勒拿惨案罢工的人数达30万，彼得堡在一天内参加示威游行的工人占了总数的60%。第三届国家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团向杜马提出质询，痛斥勒拿的血腥屠杀，并提出声明：工人阶级不但要扫除黑帮控制下的第三届国家杜马，而且要扫除整个现存制度。在革命运动迅速发展的基础上，伴随着六三政制的破产，1913年6月开始出现全国性的政治危机，革命新的高潮开始到来。1912年4月至1913年5月，参加罢工的工人达109万人；1913年6月至1914年7月，罢工人数增加到174万人，工人运动从中央工业区开始，发展到巴库、恰图拉、顿巴斯等地，参加罢工的人数在1912—1913年占全国工人总数的40%，1914年则上升为54%。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前达到了战前新的高峰。5月14日这一天，举行了1185次政治罢工，涉及人数共达40万人。在彼得堡，据当时的报道，“几乎所有工人都庆祝自己的节日，在这阴暗的日子里，可以看到精神饱满的面孔，红石竹装饰着劳动者朴素的服装。到夜晚，城边的工人特别活跃，汽笛不响了，许多工厂的烟囱不冒烟了”。整个彼得堡参加“五一”罢工的达21万人，占全市工厂工人的80%。

　　1914年5月，巴库工人在绍武勉领导下举行罢工，要求实现八小时工作制、保障庆祝“五一”节的权利、规定最低限度工资额并每年递增10%。这次罢工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得到了极好的组织，至6月30日，参加罢工的总人数达五万人，工人同巡逻队、哥萨克、警察发生冲突。巴库罢工斗争有力地推动了全俄罢工的进行，在彼得堡、莫斯科、叶卡特琳诺斯拉夫、顿河罗斯托夫、哈尔科夫、基辅、尼古拉耶夫、里加、索尔莫沃、格罗兹尼等地都举行了群众性的罢工运动。7月16日，彼得堡普梯洛夫厂12000人为支援巴库工人举行集会，警察对其进行武装镇压，布尔什维克彼得堡委员会立即号召全市工人举行三天总罢工，17日早晨，彼得堡工人开始罢工，人数达九万。7月20日，全市工人开始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工人们高唱着革命歌曲，高举红旗行进。晚上，在维堡区，工人们开始筑起街垒，并同警察展开了初次战斗，7月21日，罢工仍继续进行，人数达到15万，自发举行的武装起义已经出现。沙俄政府的镇压与大战的进行打断了这场处于上升期的革命，伴随着8月份的参战，革命之火渐渐熄灭了。新的一轮镇压将最有战斗力的一批工人与革命者送上了前线，成千上万的群众进入了车间，报纸遭到查封，工会被迫解散，社民工党国家杜马党团中的不坚定分子（3）纷纷转向，迎合政府的需要，为这场帝国主义间的大战打上“革命护国主义”的旗号，肆虐的爱国主义迷惑着群众的双眼。布尔什维克全体杜马代表在11月遭到逮捕，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对党组织的普遍破坏，1915年2月，布尔什维克杜马党团的案件在高等法院开庭审讯。到1917年，布尔什维克的主要领导人几乎全部居留国外或遭到流放与逮捕，全国各地地下组织几近被破坏殆尽。

　　但革命仍迈着坚定的步伐缓缓向前，巨大的伤亡与困苦的生活刺激着群众脆弱的神经，人民正不可避免地走向激进化。1915年，参加政治罢工的工人比参加经济冲突的工人少一倍半，1916年则少了一半，而1917年头两个月，参加政治罢工的工人人数相当于参加经济罢工人数的6倍。“金属工人出身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施里亚普尼柯夫讲述了那些日子里工人情绪焦躁的情形：‘有时打一声唿哨，或者发出一点喧闹，就足以让工人把这当作企业停工的信号。’这一细节无论作为政治征兆还是心理征兆都是同样突出的：革命在走上街头之前已经进入了躁动状态。外省也经历了同样的阶段，只不过要迟缓一些。运动的群众性以及战斗精神的增强使得其重心由纺织工人向金属工人、由经济罢工向政治罢工、由外省向彼得格勒转移。1917年最初两个月共有57.5万人参加了政治罢工，他们当中首都工人占了最大的一份。尽管在1月9日前夜警察再次进行了破坏，那一天首都仍有15万工人参加了流血纪念日的大罢工。情绪是紧张的，金属工人走在前面，工人越来越感觉到退路是没有的。每个工厂都形成了多半是围绕在布尔什维克周围的积极分子核心。在2月头两个星期，罢工与集会一直没有间断。8日那一天，警察在普梯洛夫工厂遭遇到了“冰雹般的铁块和炉渣”。14日，即杜马重新召开会议的那天，彼得格勒发生了约有9万人参加的罢工。莫斯科也有一些企业停工了。16日，当局决定在彼得格勒实行面包凭票供应，这种新奇的做法触痛了人们最敏感的神经。19日，食品店前聚集了大批人群，尤其是妇女，大家都要求得到面包。一天以后，城里有些地方发生了捣毁面包店的事件。这乃是几天后行将爆发的起义之前的闪电。”工人在战争后期沸腾着的革命情绪，毫无疑问的将为二月份到来的行动提供最好的弹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