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素质人口储备：教育普及与生育友好的长期效应
计划经济时期通过基础教育普及和生育政策调整，为改革开放储备了规模庞大、素质较高的人力资源。1949年文盲率高达80%，小学入学率仅20%；到1978年，全国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达95.5%，初中毛入学率提升至66.4%。这一时期建立的完整学制体系（如1951年《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和面向工农的教育政策（如全免费小学、人民助学金制度），使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949年的1.6年提升至1978年的5.3年。生育政策方面，计划经济通过单位福利制度（如住房分配、医疗保障）间接支持生育友好环境，1963-1978年人口年均增长率达2.1%，为改革开放后从长达三十年的劳动力红利释放期（1980-2010）奠定基础。
二、工业体系根基：计划经济时期构建的完整产业链
改革开放后中国工业腾飞的物质基础，源于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独立工业体系。1953-1978年，国家将80%以上基本建设投资投入工业，其中重工业占比超90%。通过“一五”计划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如鞍钢、一汽），中国建立了钢铁、机械、能源等核心产业。到1978年，中国已形成包括41个大类、666个小类的工业体系，成为全球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这一时期积累的工业固定资产（如1978年国有工业固定资产达9600亿元）和技术储备（如1970年代自研的万吨水压机），为1980年代乡镇企业崛起和外资技术引进提供了物质条件。由于中国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完善配套的基础设施，以及高素质低工资数量庞大的劳动力，才使得工业投资利润超高，外资被这里的投资回报率吸引，中国成为利用外资第二大的国家，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生产国。
三、农业现代化：四三方案的技术突破与粮食安全
1970年代的“四三方案”（引进43亿美元技术设备）是改革开放后农业飞跃的关键前提。通过引进13套大化肥设备、4套化纤装置等，中国化肥年产量从1972年的344万吨增至1979年的1065万吨，支撑粮食单产提升47%。同期建立的33套大化肥厂，使尿素产量占全球比重从1970年的0.8%增至1980年的15%。数据表明，1978-1984年粮食总产量增长33%（从3.05亿吨增至4.07亿吨），其中化肥贡献率超40%。至于说家庭承包提高了农民积极性，带来了农业丰收，这个作用是有，但，一，作用不那么大，没有化肥和提高粮价，单纯依靠农民积极性高，做不到丰收。二，不可持续。农业经营需要协调，缺乏协调的农业经营不利于丰收。事实上，打破集体后，1985年开始粮食产量就波动徘徊了。
四、对外开放底气：国防尖端技术的战略威慑
计划经济时期突破的国防科技（如“两弹一星”）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安全保障。1964年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使中国成为第五个拥有战略威慑能力的国家。这种军事技术优势，使中国在1970年代突破西方技术封锁（如“巴统禁运”），通过“四三方案”引进关键设备。1978年后的外资引入（如宝钢、大众汽车项目）得以避免重蹈拉美债务危机覆辙，避免重蹈东南亚经济危机的覆辙，1979-1993年实际利用外资年均增长28.6%，无主权债务违约记录。东南亚国家拉美国家乃至日韩都由于“美元潮汐”而被“割韭菜”，中国能够利用外资而没有被割韭菜，发达国家不敢强行割韭菜，独立而强大的国防力量的震慑作用功不可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