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

　　综上，我们现在可以回顾一下葛兰西的战略学说，换言之，他从西方资产阶级统治性质的理论分析中推导出的政治观点。他在监狱中试图为工人阶级运动重建的资本主义霸权的形态学，到底提供了什么经验教训？对西方无产阶级的革命战略来说，资产阶级国家问题的政治症结是什么？葛兰西作为理论家和斗士，从未区分两者。正如我们所见，他给出的西方革命胜利的秘诀是“阵地战”。这个公式的真正含义和效果是什么？

　　要理解葛兰西的战略理论，有必要重新追溯欧洲工人运动中决定性的原始论战，葛兰西的战略理论就是对此争论的一种隐秘的、不足为外人道的回应。随着俄国革命的胜利，以及中欧的霍亨索伦帝国和哈布斯堡帝国的瓦解，德国的主要共产主义理论家开始相信，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在每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是当务之急，因为世界现在已经明确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时代。流亡的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格奥尔格・卢卡奇在维也纳发表的德语理论评论《共产主义》（Kommunismus）最充分、最有力地表达了这一信念。对卢卡奇来说，现在有一种“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现实”，这是由资本主义发展的总体阶段决定的，今后资本主义将陷入致命的危机。

　　这意味着，革命的现实不再只是笼罩在自我解放的工人阶级之上的世界历史视野，革命已经提上日程.革命的现实奠定了整个时代的基调。

　　历史时代和历史形势的理论概念之间的这种融合，或者说混淆，使卢卡奇和德国共产党中的杰出同事，如塔尔海默（Thalheimer）和弗洛里希（Frölich），通过抽象地肯定时代本身的革命特征，而忽视了革命形势的具体前提条件问题。在这个前提下，他们继续主张一种新颖的策略：“局部行动”（Teilaktion），即针对资本主义国家的“部分”武装行动。

　　在第二国际中，伯恩施坦和其他思想家一直主张通过议会改革来“部分”改善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从而在渐进的演变过程中最终和平实现社会主义。幻想可以通过连续的局部措施来分割或实现资本主义国家的内在统一性，慢慢改变其阶级特征，一直是改良主义的传统特质。然而，现在第三国际出现了同一个错误的冒险主义版本。在1920-1921年间，塔尔海默、弗洛里希、卢卡奇以及其他人将盲动主义（putschist）的“局部行动”发展成对资产阶级国家发动一系列范围有限，但节奏持续不断的武装攻击的理论。用《共产主义》的话说：“当前革命时期的主要特征在于，我们现在被迫甚至连局部战斗，包括经济上的战斗，也不得不采取最后决战的手段”，首先是“武装起义”。

　　这就是“革命攻势”（revolutionary offensive）理论。由于这是一个革命的时代，唯一正确的策略是进攻策略，对资本主义国家发动一系列反复的武装打击。就算工人阶级没有立刻产生革命情绪，也应该发动：它们恰恰有助于从改良主义的麻木中“唤醒”无产阶级。卢卡奇为这些冒险提供了最精妙的理由。他认为，局部行动与其说是“共产党夺取国家政权的组织措施”，不如说是“德共为了克服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危机和孟什维克的死气沉沉状态以及革命发展的停滞而采取的自主和积极的举措”。对卢卡奇来说，局部行动的合理性不在于客观目标，而在于它们对工人阶级意识的主观影响。“如果革命发展不想冒停滞的风险，就必须找到另一种结局：德共的进攻行动。进攻意味着：党在正确的时刻以正确的口号采取独立行动，将无产阶级群众从惰性中唤醒，通过行动（换句话说，在组织上，而不仅仅是在意识形态上）使他们从孟什维克的领导下挣脱出来，从而以行动之剑斩断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危机之结。”

　　事件本身的教训很快就宣判了这些宣言的命运。对资本主义国家权力整体统一性的彻底误解，以及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起义必然是全赢或全输的性质，自然导致了德国中部的灾难。1921年3月，德国共产党对普鲁士州政府发起了大肆吹嘘的进攻，却陷人准备不周的陷阱，攻击了已经预先占领曼斯费尔德-梅泽堡（Mansfeld-Merseburg）地区的警察。在缺乏任何自发的工人阶级抵抗的情况下，德共绝望地采取了旨在挑起警察轰炸的爆破行动；紧接着是夺取工厂和巷战；游击队四处游荡，在乡村进行无组织的突袭行动中丧失了纪律。德共武装分子与动员起来镇压他们的警察和国防军部队在德国中部发生了一个星期的激烈战斗。结果已成定局。投人对抗的先锋队孤立于德国无产阶级的其余部分，由于行动的武断而感到困惑和错位，面对在梅泽堡-哈雷（Merseburg-Halle）地区结集的德国国防军而无助地寡不敌众，被全力以赴的军队击溃。三月行动（the March Action）之后，一场猛烈的镇压浪潮接踵而至。大约4000名武装分子被判人狱，德共在普鲁士萨克森州也走向消亡。不仅夺取国家政权的目标从未实现，而且在主观上对德国工人阶级和德国共产党本身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三月行动不仅没有将无产阶级从“孟什维克的死气沉沉状态”中唤醒，反而使他们士气低落，理想幻灭。梅泽堡矿区这个先锋区域，重新堕落成非政治性的落后（apolitical backwardness）荒漠。更糟糕的是，德共此后再也没有重新获得广大德国无产阶级的信任。在三月攻势之前，它的成员有350000人，但在灾难发生后的几周内，它的人数就锐减到一半。在魏玛共和国，它再也没有达到同等的实力水平。

　　1921年KPD（德国共产党）的国会成员

　　1921年德共的冒险主义遭到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大会的谴责。列宁给德共写了一封著名的信，推翻了它的理由。托洛茨基斥责了整个局部行动理论：“仅仅基于资本主义经济持续衰退的事实，产生了一种纯粹机械的无产阶级革命观念，导致某些同志提出了错误透顶的理论：少数先驱者通过自己的英雄主义打破无产阶级‘普遍消极之墙’的错误理论，无产阶级先锋队发动不间断攻势的斗争‘新方法’的错误理论，运用武装起义等方法进行局部战斗的错误理论。这些错误理论最典型的代表是在维也纳出版的杂志《共产主义》（Kommunismus）。显而易见，这类战术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毫无瓜葛。在实践中应用它们，正中资产阶级军事一政治领导人及其战略的下怀。”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上一道对局部行动理论进行了坚决斗争，共产国际不顾德国代表的反对，正式否定了它。

　　在这种背景下，现在可以重新考察后来葛兰西将西方革命战略的特殊性定义为“阵地战”的尝试。在葛兰西看来，三月行动是一场“运动战”，而他的公式则表达了他认为三月行动失败后必要的政治修正。他对两个阶段的日期界定精确且毫不含糊：“当今时代，1917年3月至1921年3月在政治上是运动战，随后则是阵地战。”应该记住，运动战与阵地战的对比来自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类比。葛兰西写道，在俄国，革命可以对国家发起快速机动的突击，并以极快的速度推翻它，而在工业化的西方，这种起义策略却会失败，就像沙俄军队在加利西亚的战役中的表现。“我觉得，列宁明白，有必要从1917年在东方取得胜利的运动战转变为在西方唯一可行的阵地战。正如克拉斯诺夫观察到的，在西方，军队可以迅速囤积无穷无尽的弹药，而且社会结构本身也能变成全副武装的工事。我觉得，这就是‘统一战线'（united front）公式的意思。”

　　葛兰西明确将“统一战线”等同于“阵地战”，立刻变得清晰起来，否则会令人费解。统一战线是共产国际在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谴责了德共俱导的“进攻理论”_一种运动战一一之后采取的政治路线。统一战线的战略目标是通过耐心地组织利巧妙地鼓动工人阶级在行动中团结一致，从而争取西方群众接受革命马克思主义。列宁提出了1921年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闭幕口号“到群众中去”，明确强调了它对适应西欧国家的差异化战略的重要性，与俄国的战略形成了鲜明对比。在7月1日的讲话中，他回应了葛兰西自己的党意大利共产党的代表特拉奇尼（Terracini），他的讲话正是针对这一主题。“我们在俄国取得了胜利，不仅因为工人阶级中无可争议的大多数（在1917年选举期间，绝大多数工人与我们一道反对孟什维克）站在我们这边，还因为在我们夺取政权之后的几个星期内，半数的军队和十分之九的农民都来到了我们这边；我们之所以胜利，是因为我们采取的不是我们自己的土地纲领，而是社会革命党人的土地纲领并付诸实施。我们的胜利在于我们执行了社会革命党的纲领。这就是为什么这场胜利如此轻松。难道你们在西方也抱有这样的幻想（这场革命是可重复的）？太荒谬了。只要比较一下经济条件！..我们是俄国的一个小党，但我们还拥有全国大多数工农代表苏维埃。你们哪里有呢？我们有将近一半的军队，至少有1000万人。你们真的有大部分军队的支持吗？说出一个这样的国家让我见识一下！..你能指出任何一个在几个星期内就可以赢得大多数农民的欧洲国家吗？也许是意大利？（笑）”

　　列宁接着强调，在西方，要想成功夺取权力，必须先赢得群众的绝对必要性。这不一定要求建立一个庞大的政党，它意味着，革命只能与群众一道，由群众自己进行，而在极其艰苦的斗争准备阶段，先锋队必须使群众确信革命的目标。“我当然不否认，革命可以由一个很小的政党发动并取得胜利。但我们必须知道将群众争取到我们这边的方法...绝对多数并不总是必要的；但为了胜利和保持权力，重要的不仅仅是大多数工人阶级一一我在西欧意义上使用工人阶级这个词，即工业无产阶级一一而且还包括大多数劳动和被剥削的人口。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一点？”

　　列宁、托洛茨基、柯伦泰会见意大利代表团，克里姆林宫，莫斯科，1920 年

　　因此，葛兰西认为列宁在1921年提出统一战线政策是为了解决西欧革命战略的具体问题，是正确的。当然，当时葛兰西本人连同几乎整个意共领导层都顽固地拒绝在意大利执行统一战线策略，结果法西斯主义得以战胜分裂的工人阶级，取得胜利。从1921年到 1924年，共产国际认真地试图在意大利对意大利社会党的最高纲领派执行统一战线策略，波尔迪加和葛兰西都拒绝了，抵制共产国际的路线。到1924年葛兰西担任党的领导人，并奉行忠于共产国际的政策时，法西斯主义已经上台，而共产国际本身也变了天，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统一战线策略。因此，葛兰西在30年代的《狱中札记》中坚持“统一战线”概念并不代表他对政治过往的延续,相反,它标志着葛兰西回溯性地与过去的政治路线决裂。

　　正是共产国际当时的形势决定了葛兰西在狱中写下的战略文本的性质和方向。1928年，著名的共产国际第三时期开始了。它的基础是对世界资本主义即将发生灾难性危机的预测，显然不久之后的大萧条证明了这一点。它的纲领包括，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是一丘之貉，警察专政和资产阶级民主也是一回事，分离工会（breakaway trade

　　眼看着大家一股脑冲向灾难,而这也牵扯到他自己的党,葛兰西拒绝了共产国际的官方立场,为了寻找另一条战略路线,他召回了统一战线策略。原因现在很容易看出来:十年前,后者曾回击了那些预示着第三时期的冒险主义反常行为，尽管这些冒险主义行为不如第三时期那么极端。在30年代初那个关头，统一战线对葛兰西来说有了新的意义。确实，可以说是第三时期的疯狂，终于让他明白过来。因此，他在《狱中札记》中对统一战线的强调具有明确的意义。这是一种否定，否定意大利群众已经放弃了社会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幻想，正处于反对法西斯主义的革命骚动中，或者可以立即动员起来支持在意大利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同时是一种坚持，坚持必须争取这些群众参与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工人阶级的团结可以而且应该通过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行动协作来实现，以及法西斯主义的垮台不会自动带来社会主义的胜利，因为总是存在议会制复辟的可能性。换句话说，统一战线意味着在夺取政权提上议程之前，必须在未受宗派主义污染的群众中进行深人且严肃的思想政治工作。

　　与此同时，葛兰西在监狱中的战略转型超越了亚平宁半岛抵抗法西斯主义的形势需要。在这些年间，他的政治思想的空间视野是整个西欧，而不仅仅是意大利。同样，他的时间参照是1921年之后的整个战后时代，而不仅仅是30年代初的黑暗岁月。为了传达他试图理论化的政治视角变化的幅度，葛兰西提出了“阵地战”的理念。“阵地战”的想法对一个完整的时代和整个社会斗争领域都有效，引起了比共产国际曾经提倡的统一战线策略更广泛的共鸣。然而，正是在葛兰西寻求好的战略解决方案这个微妙的思想转折点上，却陷入了危险之中。

　　葛兰西不知道，他有一位杰出的前辈。在一场与罗莎・卢森堡的著名辩论中，卡尔・考茨基曾于1910年提出，德国工人阶级在与资本的斗争中应该采取一种“消耗战略”（Ermattungsstrategie/strategy of attrition）。他明确将这个概念与他所谓的“击倒战略”（Niederwerfungsstrategie/strategy of overthrow）进行对比。这些术语并不是考茨基创造的，他从当时威廉德国的学者和军人中进行的关于军事历史的大辩论中借用了这些术语。“消耗战略”与“击倒战略”这对反题的发明者是汉斯・德尔布吕克（Hans Delbruick），他是当时最具原创性的军事历史学家。德尔布吕克1881年在柏林大学的就职演讲中首次提出了这两种战争的理论，在演讲中他对比了腓特烈二世和拿破仑的战法——前者是欧洲旧制度下漫长消耗战略的典范，后者则是现代大众军队开创的快速击倒战略的原型。这在普鲁士学术界引起了激烈争论，他们觉得德尔布吕克对腓特烈战法的描述简直是侮辱。德尔布吕克在一系列著作中发展了这两种战略的理论，最终形成了他不朽的《政治史框架下的战争艺术史》，梳理了从古代到20世纪军事理论和实践的演变。”德国最高统帅部和德国社会民主党都深入研究了这部几卷本的著作。总参谋长施里芬精心策划了针对德尔布吕克理论的军事演习（在他对法国的计划中，最终选择了击倒战略，而不是消耗战略）。1908年，梅林（Mehring）在《新时代》（Die Neue Zeit）上热情地向工人阶级读者推荐德尔布吕克的历史著作，说它是“新世纪资产阶级德国历史写作中最重要的著作”。在一篇长达一百多页的文章中，梅林阐述了消耗战与击倒战这两种战争艺术的长期有效性。最后，他犀利地指出，德尔布吕克写了一部“在现代工人运动不止具有科学兴趣的领域进行科学研究”的著作。

　　考茨基随后采取了下一步行动，将德尔布吕克的军事概念纳人无产阶级与资本主义斗争战略的政治辩论中，不过他没有明确承认。他的介入是一个命运攸关的时刻。在社民党推动普鲁士的新封建选举制度民主化的运动中，为了反驳卢淼堡采取激进的大规模罢工的要求，考茨基针锋相对提出，德国无产阶级采取更加谨慎的“消耗战”去反对阶级敌人的必要性，而不必冒大规模罢工的风险。因此，两种战略理论——消耗战和击倒战——的引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正统德国马克思主义内部分裂的产物。

　　“击倒战略一消耗战略”和“运动一阵地战”在形式上的相似性当然令人惊讶。不过，在考茨基和葛兰西的文本中，这两对概念实质上的相似性更是如此。为了支持他关于消耗战略优于击倒战略的论点，考茨基提出了与葛兰西讨论阵地战和运动战时完全相同的历史和地理对比。实在太巧了。考茨基也确定，1789年到1870年“击倒战略”（葛兰西：“运动战”）占主导地位，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则被“消耗战略”（葛兰西：“阵地战”）取代：“由于一系列有利情况的巧合，1789一1793年间，法国的革命者大胆进攻，在几次决定性的打击中成功地推翻了统治政权。这种击倒策略是当时革命阶级唯一可行的策略，在一个绝对主义的警察国家中，不可能建立政党，民众也不可能合宪地对政府施加任何影响。任何消耗战略都会失败，因为政府面对想要联合起来长期抵抗它的反对者，总是会切断他们组织或协调的可能性。当我们党在德国成立时，这种击倒战略仍然盛行。加里波第在意大利取得成功，波兰起义发出耀眼的光芒，哪怕最终失败了，紧接着，就是拉萨尔的鼓动和第一国际的成立。巴黎公社紧随其后。但正是巴黎公社表明，击倒策略的时代已经过去。它适合有一个一家独大的首都，而通信系统又不完善，无法迅速从农村集中大量军队的政治环境；适合那种街道规划和军事装备为街头战斗提供了相当大机会的技术水平。正是那时，革命阶级的新战略奠定了基础，最终恩格斯在他给《法兰西阶级斗争》写的导言中将新战略与旧的革命战略进行了尖锐的对比，而这种新战略可以恰如其分地称为消耗战略。这一战略到目前为止为我们赢得了最耀眼的成功，使无产阶级的力量年复一年地壮大，并使无产阶级越来越靠近欧洲政治的中心。”

　　这种消耗战略的要点是连续的竞选活动，考茨基满怀希望地声称，这可能会让社民党在次年的帝国议会（Reichstag）中获得多数席位。考茨基否认激进的大规模罢工对德国当时的形势有任何意义，他进一步提出东欧和西欧在地缘政治上应该分开考虑的想法。考茨基写道，在沙皇俄国，没有普选权，没有集会的法律权利，没有新闻自由。在1905年，政府在国内遭到孤立，军队在国外打了败仗，农民起义遍布辽阔又不协调的帝国疆域。在这种情况下，击倒战略仍然是可能的。因为俄国无产阶级缺乏基本的政治或经济权利，可以无差别地针对政府和雇主发动一场“无组织和原始的”革命总罢工。然后，俄国的大规模罢工风暴自发升级为与国家的决定性较量。结果，俄国工人阶级奉行的“暴力政策”最终遭到失败。但它的击倒战略是俄国社会的历史落后性的自然产物。

　　考茨基接着说，“然而，在西欧，特别是在德国，罢工的条件与革命前后的俄国大不相同”。在西欧，工人人数更多，组织更良好，他们长期以来一直拥有公民自由。他们还面临着更强大的阶级敌人，尤其是在德国，拥有纪律严明的军队和官僚机构。事实上，普鲁士国家机器是当时欧洲最强大的国家机器。工人阶级也比俄国工人阶级更孤立于其他阶级。因此，像1905年在俄国发生的那种汹涌的大规模罢工并不适合西方。“这种示威活动在西欧从未发生过。他们也不可能这样做不是说尽管有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社会民主组织和政治自由，他们仍然不发动示威，而是怡怡因为有这些，他们才不进行罢工示威。”在这种情况下，像卢森堡要求的那样，发动大规模罢工以确保普鲁士选举权的改革，只会损害社民党在下一次帝国议会选举中的机会。考茨基在形式上并不否认，在阶级斗争的“最后决战”中，西方也需要过渡到击倒战略。但是，大规模罢工这个武器应该留到决定性的交战时刻，那时将分出绝对的胜利与失败。眼下，“初步的小规模战斗不应该使用重炮”。西方唯一正确的道路是消耗战略，这让人想起古罗马的“拖延者”费边（Fabius Cunctator）。

　　卢森堡立刻把握住了考茨基在两个区域之间进行对比的逻辑，葛兰西在他关于东西方的中心文本中斥责了她的“神秘主义”。卢森堡与考茨基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是两人政治决裂的缘由，比列宁早了四年，列宁直到 1914年战争爆发时才明白这一点。卢森堡斥责“整个两种战略理论”及其“革命的俄国与议会制的西欧之间的粗糙对比”，四认为这是考茨基拒绝大规模罢工，向选举主义（electoralism）投降的托词。卢森堡拒绝了考茨基对1905年俄国革命的描述：“俄国工人进行混乱、‘无组织和原始’罢工的画面..是一个十足的幻想。”⑤在欧洲工人阶级中，俄国无产阶级与众不同之处不是政治上的落后，而是先进。“俄国的罢工和大规模罢工，形成了著名的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这样大胆的创造，以统一领导庞大帝国中的全部运动，远非‘无组织和原始的’，在胆略、力量、团结、毅力、物质成就、进步目标以及组织上的成功等方面，完全足以同‘西欧的’任何工会运动媲美。”

　　卢森堡对考茨基关于普鲁士国家的谨慎评估不屑一顾，反驳说，他为了给自己对普鲁士国家的胆怯找借口，便将普鲁士警察的粗鲁残暴与政治力量混为一谈。考茨基宣称将大规模罢工保留到遥远未来的“最后决战”这种单一的末世事件，只不过是装装样子，他的意图是免除社民党在具体的当下进行严肃斗争的任何承诺，从而满足于最庸俗的机会主义。卢森堡的政治本能使她准确无误地分离出考茨基论点漂移的最终归宿：“在实践中，考茨基同志坚持不懈地引导我们走向即将到来的帝国议会选举，那是他的消耗战略的基本文柱。只有从帝国议会选举中，才能获得拯救。它一定会给我们带来压倒性的胜利，会开创一个全新的局面，会立刻‘把开启这一伟大历史局面的钥匙放进我们的口袋’。简言之，即将到来的帝国议会选举就像天堂中的小提琴声一样美妙，我们将来凭选票就能够取得的胜利已经是‘褻中’之物，如果现在还琢磨什么大规模罢工，那我们的轻率简直就是犯罪。”卢森堡自己在这些辩论中的立场并不是完美无瑕的。关于考茨基对俄国国家而非俄国工人阶级的刻画，她没有给出充分的回应，从而回避了俄国国家与当时西方国家的结构性差异这个真正的问题，考茨基强调这一点并没有错。她也没有在任何地方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权力的精细琢的理论一一她将大规模罢工视为工人阶级自主性和战斗力的持续锻炼，模糊了反对资本主义国家本身的革命起义必然会超越罢工的水平，不可避免地导致不连续的断裂。不过，与她对考茨基理论动态的敏锐洞察力相比，这些局限性是次要的。与列宁对考茨基的迁就态度相比，她对考茨基理论演变的先见之明就更加令人钦佩了。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内部的辩论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内部有一个富有启发性的续集。几周后，马尔托夫在《新时代》上写了一篇题为《普鲁士辩论和俄国经验》②的文章。马尔托夫热烈赞同考茨基的总体论点，认为俄国实际上绝不能免于这些论点包含的教训。卢森堡不应该利用1905年俄国革命作为她反对德国社民党官方政策的“王牌”，西方的社会主义者也不应该因为俄国例外论的“可憎的特权"（privilegium odiosum）而承认她的说法。俄国的经验目前在各个方面都与整个欧洲的经验相似。一旦俄国在1905年与欧洲分道扬镳，结果就是一场灾难。卢森堡吹嘘的经济与政治罢工相结合，是俄国无产阶级的弱点，而不是强项。莫斯科起义是“人为”推动与国家发生“决定性冲突”的运动导致的灾难性结果。考茨基的睿智当时在俄国无人知晓：“没有人想到‘消耗战略’的想法。”然而，在1905年极端主义失败之后，俄国工人运动有责任采取消耗战略。“无产阶级必须努力，不仅要斗争，而且要胜利。”

　　马尔托夫迅速利用考茨基的论点为孟什维克在俄国的政策辩护，这不出所料引起了波兰布尔什维克马尔赫莱夫斯基（Marchlewski）在《新时代》上的回应。马尔赫莱夫斯基的回应似乎抢先列宁一步，后者在考茨基接受了前者的一篇关于同一主题的文章后就停止了起草草稿。不过，列宁写信给马尔赫莱夫斯基，建议将草稿纳人他对马尔托夫的答复中，其中大部分都被吸收进发表的文本中。这两份文件非常有趣。马尔赫莱夫斯基的证明义务是，与马尔托夫的歪曲怡好相反，俄国布尔什维克从未偏离考茨基教导的逻辑。相反，马尔赫莱夫斯基写道：“列宁的建议一如果你愿意的话一一同考茨基的建议是一样的：在适当的时候适当地应用‘击倒战略’和‘消耗战略’。”眼下，在1905年革命后的漫长沙皇反动期间，正是实行消耗战略的时候。俄国社会民主党现在必须“学会说德语”。

　　与此同时,列宁本人在给马尔赫莱夫斯基的信中,支持考茨基在与卢森堡的论战中主张的最终不妥协的观点是有效的，甚至在马尔托夫迅速借用考茨基的观点为俄国孟什维主义辩护时，他强调重申了这些观点。“罗莎・卢森堡与考茨基争论德国是否已经到了实行击倒战略的时刻，考茨基直截了当地说，他认为这一时刻不可避免并且即将到来，但尚未到来.....所有的孟什维克都抓住罗莎・卢森堡与考茨基的争论，宣布考茨基是‘孟什维克’。马尔托夫竭尽全力用一些可悲的小把戏，企图加深罗莎・卢森堡与卡尔・考茨基之间的分歧。这些卑鄙的伎俩不可能成功。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可能会争论击倒战略在德国的时机，但不会争论它在1905年的俄国是否适用。”

　　这与卢森堡形成鲜明的对比。卢森堡立刻意识到考茨基论点的真正效果是给改良主义提供了巧妙的辩护。她对这些论点的强烈谴责，在两人之间的论战结束之际得到了证明。卢森堡将考茨基的理论描绘成她所谓的“无非是议会主义”（Nichtsalsparlimentarismus），最终得到了考茨基本人在他其中一篇最终答辩中的大量文字的证实，用一个经典表述，即所谓社会民主主义的“防御条款”总结了他的立场：“一个国家的宪法越民主，大规模罢工的条件就越少，对广大群众来说，这种罢工也就越不必要，因此发生的频率也就越低。在无产阶级拥有足够选举权的情况下，大规模罢工只能作为一种防御措施一一作为保护投票权或者社会民主党在其中拥有强大代表权的议会的手段，以对抗拒绝服从人民的代表的意志的政府。”

　　30年代，葛兰西身陷囹圄与外界隔绝，当他努力打造概念以抵制共产国际内部的冒险主义复兴时，并不知道以上先例。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他提出了一个形式上类似于考茨基的概念（消耗战略/阵地战），却没有看到它蕴藏的危险。正如我们所见，葛兰西的“阵地战”意在回应遭到共产国际谴责的塔尔海默和卢卡奇的“运动战”，他相信自己的回应符合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精神。局部行动理论的错误已经讨论过了。不过，葛兰西的公式完全纠正了这些错误吗？我们将会看到，他所做的实际上是颠倒了提出问题的方式。在葛兰西的描述中，革命战略变成了两个位置固定的阵营之间长期、静止的堑壕战，每个阵营都试图在文化和政治上打击对方。葛兰西写道：“包围是相互的，集中，艰难，需要非凡的耐心和创造力等品质。”毫无疑问，根据这种观点，冒险主义的危险消失了，它极其强调斗争的中心目标是群众的意识形态忠诚，这个目标只有在工人阶级内部建立统一战线才能实现。但起义阶段本身一一对马克思或列宁来说与无产阶级革命密不可分的冲击和破坏国家机器，又会发生什么变化呢？葛兰西从未放弃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最终需要使用暴力夺取国家权力的基本信条，但他的西方战略方案未能整合这些信条。在任何马克思主义战略中，将“阵地战”与“运动战”简单对立起来，最终变成了改良主义与冒险主义之间的对立。

　　对这种判断，肯定会有人立刻提出异议。为什么葛兰西不打算将“阵地战”战略作为对阶级敌人进行最后的“运动战”之前的准备呢？换言之，他事实上是否没有主张列宁错误地归因于考茨基的一个论点一“从‘消耗战略’过渡到‘击倒战略’”的必要性，而这种过渡在“革命达到最高强度”的政治危机时期是“不可避免的”？①在这个框架中，葛兰西的阵地战对应于革命政党试图在意识形态上赢得群众（一致同意地）支持社会主义事业的阶段，然后是在政治上领导他们最终（强制）反抗资产阶级国家的阶段。“领导权"（hegemony）在市民社会内部行使，以形成被剥削者的阶级集团，而“专政”针对剥削者，以强行摧毁维护他们统治的国家机器。

　　这种解释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原则。然而 ,在全部2000页的《狱中札记》中,只有一个轻描淡写的句子看起来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即便这个句子，也是隐晦且模糊不清的。在我们经常引用的比较东西方的长篇段落的结尾，葛兰西写了一个简短的附注一战后被他的编辑无缘无故地删除了。“修正当前战术方法的其中一种尝试，也许是托洛茨基在第四次世界大会上对东方和西方战线进行比较时提出的。前者很快陷落，但空前的斗争接踵而至；在后者的情况下，斗争会提前发生。因此，问题是，市民社会究竟是在试图夺取政权之前还是之后进行抵抗；以及后者会在哪里发生，等等。然而，这个问题只是以一种出色的文学形式提出的，没有实践性质的指令。”

　　仅在这段话中，就可以找到一个短暂的例子，证明葛兰西的概念在理论和时间顺序上应该如何正确地部署，以产生先进资本主义下的革命政治战略。在西方，在战胜国家的抵抗之前，必须先通过统一战线战胜“市民社会”的抵抗一一不过，在这个领域取得胜利后，必须紧接着进行葛兰西在这里直接称之为针对国家的武装“袭击”（assalto）。可惜，这种对另一位思想家的暗示所包含的洞察力只是昙花一现。葛兰西在自己的核心战略文本中以一种“出色的文学形式”描绘的意象，其权重走向了相反的方向。在那里，国家只是一条“外层壕沟”，而市民社会则是位于国家“后方”的“强天的堡垒和工事系统”。换言之，资本主义的市民社会一反复被描述为同意的领域一一オ是社会主义运动取得胜利的最终障碍。因此，阵地战是有组织的工人阶级为了赢得对市民社会的领导权而进行的斗争——根据默认的定义，这种领导权会融人对整个社会形态的最高政治权威（political paramountcy）。葛兰西写道，“在政治中，阵地战就是领导权”，而“领导权是通过永久组织化的同意（organised consent）进行的统治”。

　　葛兰西的战略思想再次出现了前面提到的理论滑动，引起了更严重的后果。因为葛兰西直接颠覆了列宁的战斗顺序，明确地将“运动战”降低为在西方进行革命斗争的预备或辅助角色，而将“阵地战”提升为劳资斗争中的决定性和关键的角色。这样一来，他终于被自己概念的逻辑困住了。关键的一段话是这样写的：“阵地战需要无数人付出巨大的牺牲。霸权/领导权（hegemony）的空前集中是必要的，因此需要一个更加‘干涉主义’的政府，它将更直接地对反对派发动进攻，并通过政治、行政以及其他各种控制手段，加强统治集团的罱权/领导杈‘地位’，确保组织‘不可能’从内部解体。这一切都表明，我们已经进人了政治历史形势的高潮阶段，因为在政治上，‘阵地战’一旦获胜，就具有决定性意义。换句话说，在政治中，只要没有赢得决定性的阵地战，运动战就会继续存在。”

　　这段文字的错误有一个可疑的症状：在工人阶级队伍中必须有一个更专制的、能够压制所有异议的指挥部，这个主张着实令人不安。将阵地战战略与政治表达的集中统一联系起来，学到了共产国际最坏的一面，实在叫人不放心。事实上，社会主义革命只有通过最大限度地扩大而不是缩小无产阶级民主，才能在西方取得胜利：因为只有在政党或委员会中的经验，才能使工人阶级了解资产阶级民主的真正局限，并使他们做好在历史上超越资产阶级民主的准备。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进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战略，如果想以阵地战和命令作风来实现劳动者的最终解放，注定要失败。当阶级斗争的清算时刻到来时，无产阶级的自由和暴动并行不悖。正是它们的结合，而不是其他因素，才能构成一场真正的社会机动战争，推翻隐藏在最强大堡垒中的资本。

　　葛兰西在狱中寻找西方工人阶级未来的政治解决方案，最终未能如愿。阵地战的视角是个死胡同。归根结底，这个想法在葛兰西思想中的作用似乎是一种道德隐喻：它代表了一种在西方失去革命胜利的直接希望后坚忍不拔地进行调整的意识。在一个具有时代特征的巧合中，一位命运非常接近30年代葛兰西的西欧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在一本截然不同的作品中再现了同样的想法。同为法西斯主义受害者的瓦尔特・本雅明以“消耗战术"（Ermattungstaktik/tactic of attrition）的格言表达了他的政治悲观情绪一一为此，当他去世时，他的朋友布莱希特（Brecht）在不知道这个词的任何前史的情况下纪念了他。本雅明的诗意文风多少能告诉我们一些关于葛兰西公式的科学地位的信息。每个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欠葛兰西的债务，只有以真正严肃的态度批判他的著作，才能偿还。在《札记》的迷宫中，葛兰西迷了路。与他自己的意图相反，从他的作品中可以在形式上得出偏离革命社会主义的结论。

　　有必要补充说，葛兰西本人反对一切形式的改良主义吗？考茨基战略理论的议会主义结论对他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他的作品到处都是迫切需要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国家的断言。我们甚至不必回顾他遭到囚禁和审查之前的无数论述。在可以视为葛兰西有效政治遗嘱的文件中，阿托斯・利萨记录了他对意大利工人阶级激进分子的最后直接忠告。在这份文件中，他不顾第三时期学说（Third Period doctrines），坚持认为在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追求面向大众的中间目标是必要的一一首先是制宪会议（constituent assembly）-一他对最终目标的承诺也是坚定不移的，正如马克思和列宁认为的那样：“暴力夺取政权需要工人阶级政党创建一个军事类型的组织，广泛地渗透进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每一个分支，能够在斗争的决定性时刻沉重打击并重创资产阶级国家机器。”

　　葛兰西不仅仅嘴上声称经典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许多人口头上都这样说。他为此奋斗并遭受了长期的痛苦。如果离开这项使命，不仅无法理解他的作品，也无法理解他的生活。葛兰西本人非常清楚他与疾病、孤立（isolation）和死亡作斗争的条件。他的《札记》中关于东西方区别的核心段落都以扩展的军事类比的形式出现：“火炮”“战壕”“指挥官”“机动”“阵地”。他简要地警告我们不要轻易解读他的词汇。“说了这么多，应该记住一般标准，即军事艺术与政治之间的比较应该始终有所保留一一换句话说，作为归谬法中思想或语词的辅助手段。”

　　葛兰西在监狱中写作的条件产生了一种不统一、支离破碎的理论，内在包含了差异和不连贯。本研究讨论的核心文本对托洛茨基的引用，最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在这些文本中，“不断革命”概念作为所谓“运动战”的表现，一再成为葛兰西批评的正式对象。然而，正是托洛茨基与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一道抨击了“革命攻势”的普遍理论。同样是托洛茨基与列宁，是统一战线理论的总设计师，葛兰西将它等同于自己的“阵地战”。最后，是托洛茨基，而不是列宁，撰写了20年代统一战线理论的经典文献。贝葛兰西在这里几乎彻底搞混淆了，这一点有坚实的政治证据。在1932年第三时期的高潮期间，图里迪巴里（Turi di Bari）监狱中的葛兰西和普林基波（Prinkipo）岛上的托洛茨基关于意大利政治局势形成了实质上相同的立场，与意共和共产国际的官方路线截然相反。一个囚犯，一个流放者，都呼吁建立一个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工人阶级抵抗法西斯主义的统一战线，以及法西斯主义倒台以后恢复意大利资产阶级民主的过渡路线。当然，在当时的政治黑夜中，双方都没有意识到彼此之间的默契。

　　甚至不止于此，葛兰西的混淆中还有一个更讽刺的地方。事实上，主要是托洛茨基为东方或西方的工人阶级运动提供了关于“运动战”和“阵地战”的科学批判，而且是在这两个词真正存在的领域一严格意义上的军事战略领域。因为在1920-1921年中欧革命运动中出现的政治学说，在俄国有对应的军事学说。在那里，伏龙芝和图哈切夫斯基扮演了卢卡奇和塔尔海默的角色。在内战后苏联的军事大辩论中，伏龙芝、图哈切夫斯基、古谢夫（Gusev）等人认为，革命战争的本质是永久进攻，或者运动战。图哈切夫斯基宣称：“战略储备的用处总是值得怀疑，我们在战争中根本不需要。现在只有一个问题：如何通过数量来获得最大的打击力。答案只有一个：派出所有部队发动进攻，连一把刺刀都不要保留。”伏龙芝声称，内战的教训表明，进攻在革命战略中的首要地位与无产阶级本身的社会性质不谋而合：“红军的战术过去和将来都是以大胆而有力的精神发动进攻。这源于工农军队的阶级性质，同时又与军事艺术的迫切需要相吻合。”阵地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资产阶级的特征，从此已经不合时宜。图哈切夫斯基写道，“机动是唯一的取胜之道”。

　　正如我们看到的，托洛茨基反对将“进攻理论”作为共产国际内部的一种战略。现在，他又与红军内部作为一项军事学说的“进攻理论”进行了一场同样的战斗。托洛茨基在答复伏龙芝等人时进行了比较：“不幸的是，在我们的新式教条主义者中，有不少傻瓜打着军事理论的旗号，试图在我们的军事舆论中引人同样的单方面‘左倾’倾向，这种倾向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上披着进攻理论的外衣而成型：由于（！）我们生活在一个革命的时代，所以（！）共产党必须执行进攻政策。将‘左倾主义'（leftism）转化成军事学说，就是将这个错误放大了无数倍。”

　　在与这些观念的斗争中，托洛茨基揭露了将内战经验一般化的谬误。在内战中，由于俄国社会组织和军事技术的落后，双方（不仅仅是红军）主要使用机动战术。“我要指出，我们不是机动原则的发明者。我们的敌人也广泛使用机动原则，因为相对少量的部队被部署在很远的距离上，而交通手段又很简陋。”但最重要的是，托洛茨基一再批评任何将运动战或阵地战神化为不变或绝对原则的战略理论。一切战争都要将阵地战和运动战结合起来，任何片面排除其中之一的战略都是自寻死路。“可以肯定地说，即使在我们内战期间的超机动战略中，阵地主义（positionalism）的因素也确实存在，并且在某些情况下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托洛茨基得出结论：“防御和进攻在战斗中都是可变因素..·没有进攻，就无法取得胜利。但是，只有在需要进攻的时候进攻的人才能取得胜利，而不是首先进攻的人。”换句话说，阵地和运动在任何军事战略中都必然是互补关系。废弃其中任何一个都会招致失败和投降。

　　处理了红军或共产国际内的错误类比或推论之后，托洛茨基接着预测，在阶级之间真正的军事冲突一一换句话说，一场实际的而非比喻的内战一一中，西方很可能比东方更加倾向于阵地主义（positionalism）。与民族之间的外部战争相比，所有内部战争天然更具机动性，因为它们在国家和民族内部造成了分裂。在这方面，“机动性不是革命军队特有的，而是内战本身特有的”。然而，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更具历史复杂性，使未来的内战在性质上比俄国内战更具阵地战的特征。“在那些高度发达拥有庞大生活中心（living centres）的国家，他们的白卫队干部提前做好了准备，内战可能会呈现一一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肯定会呈现一一出一种更少流动性、更紧凑的特征，也就是说，近似于阵地战。”在葛兰西生命的最后时刻，欧洲正经历着一场这样的冲突。西班牙内战有力地证实了托洛茨基的判断。在曼萨纳雷斯（Manzanares）和埃布罗（Ebro）的战斗中，共和国保卫战被证明是一场漫长的阵地考验一一最终失败了，因为工人阶级始终无法重新获得夺取胜利所必需的运动战主动权。如果托洛茨基的分析在西班牙得到证实，那是因为它相对于目标具有针对性。这是一种技术性的战争理论，而不是比喻性的战争理论。

　　托洛茨基在军事上的准确性，是他在俄国内战中的经验的产物，并不一定赋予他的政治战略同等的准确性。他对德国、英国和法国的了解实际上比葛兰西更多。他关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西欧三大社会形态的著作，比《狱中札记》明显更胜一筹。在他关于纳粹德国的文本中，实际上包含了经典马克思主义中唯一详细的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然而，尽管托洛茨基对西欧中心国家资本主义的具体社会政治结构的历史理解在他那个时代无人能出其右，但他从未带着葛兰西那样的焦虑或清醒，提出过在这些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差异化战略问题，这个问题根本不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计划之内。在这个关键方面，他倒没那么多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