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现在已经不是总统了。”
毛泽东说：
“我习惯这样叫他。”
戴维不做声了。毛泽东接着说：
“不就是两卷录音带吗？有什么了不起？当你手中刚好有一台录音机的时候，录下一次谈话有什么错？谁让你们美国有那样多录音机！”
戴维说：
“这个问题很复杂，关系到西方的政治……”
毛泽东打断他的话说：
“西方政治？那是假的。”
戴维耸了耸肩，又不做声了。毛泽东对朱莉说：
“马上写封信给你爸爸，说我想念他。我这句话，可以登报。”
“现在，在美国，反对我岳父的人很多。”戴维插话说：“还有人强烈要求审判他。”
“好，”毛泽东出人意料地说：“我马上邀请他到中国来访问。马上！”
他又转向朱莉说：
“信里再加上一笔，我等待你父亲再次来中国。”
戴维转移话题说：
“刚才在来的路上，我们看到很多人在听广播，在听您新发表的两首诗。”
朱莉也指着王海容说：
“她说明天《人民日报》将发表您那两首诗。”
戴维和朱莉所说的诗就是毛泽东的《重上井冈山》和《鸟儿问答》。毛泽东说：
“老的。那算不得什么，那是我1965年写的。有一首是批评赫鲁晓夫的。”
戴维说：
“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您首先是政治家，然后才是诗人。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说，您首先是诗人。在延安时，您同她谈过诗。有一句话给她印象太深了。那句话，您是指着自己的鼻子说的。您还记得您说的是什么？”
毛泽东几次试图举起右手，但他已经没有力气了，就重复着几乎是40年前的那句话说：
“谁说我们这儿没有创造性的诗人？这儿就有一个。”
戴维说：
“您的诗有很多读者。但相比之下，您的著作读者更多。因为您的著作印了几十亿册，是地球上印得最多的书。”
“我的那些书没有什么好读的。我在里头写的没什么教育意义。”
“您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并改变了世界。”
“改变世界？不可能。我没有那个能力。你瞧，”毛泽东朝沙发右侧呶呶嘴，那儿摆着一个地球仪，接着说：“地球那么大，大得像个西瓜，怎么改变得了？我只不过改变了北京附近很少一些地方。”
说罢，他突然问道：
“你们吃中国菜习惯吗？”
戴维说：
“不习惯。基辛格说，美国人一吃中国菜，肠胃功能就不正常。”
“我的肠胃功能也常常不正常，尤其是在北京。”毛泽东顿了一下，又说：“只有在战争中，我的肠胃功能最正常。”
戴维说：
“可惜中国不会再有战争了。”
毛泽东提高了声音，问道：
“为什么？”
戴维说：
“因为中国人民爱好和平。”
“谁说中国人爱好和平？”毛泽东的语调突然变得咄咄逼人：“那是瞎说。事实上，中国人很好斗，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和谁斗呢？”
“不打仗，也有敌人。各式各样的敌人。”
“按我的理解，您说的敌人是指右派，是这样吗？”
毛泽东笑了笑，笑得很神秘，说：
“不，错了。恰恰相反，我喜欢右派。你岳父算右派吧？在美国上次大选期间，我投了他的票。戴高乐是右派，希思首相也是右派，我喜欢他们。将来我还要投他们的票。”
他又说：
“很多人做了大官，有秘书，有车子，工资很高，衣食无忧。他们不了解百姓疾苦，比资本家还厉害，对这些人不斗不行。青年人是软弱的，必须提醒他们斗争的需要。Struggle（斗争）!我们这里有阶级斗争，Class struggle（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也有斗争。共产党内也有斗争。不斗争就不能进步，不和平。8亿人口，不斗行吗？斗则进；不斗则修，不斗则退。不可怕，我们不杀人。国民党过去的党、政、军、特人员，战争中俘虏的，现在都把他们赦免了，给他们公民权。”
戴维说：
“从你们的革命的角度来看，没有一个灵魂是不能拯救的。”
毛泽东说：
“帮助人家改正错误。比如批评10个人的错误，8个人批对了，有两个人没有错误，搞错了，批评他们了，以后取消，说他们没有错误，恢复名誉。”
此时，一位女护士走了进来，把一个托盘放在毛泽东身旁的茶几上，托盘里有一杯中药汤水和几粒药片。她把药片放进毛泽东嘴里，然后端起中药送到他的唇边。毛泽东呷了一口，皱皱眉，显然很苦。他又呷第二口，微微一动，中药溢出来一些，便苦笑着说：
“你去吧，我自己喝。”
“一定要喝。”
女护士嘱咐道。毛泽东点点头，一副顺从的样子。护士走了，他抓起杯子，手抖得厉害，仿佛抓着一块冰。他终于把杯子举起来了。
“战士！”戴维心中暗暗感叹：“战士！”他后来曾对人说：“那一刻，这个字眼猛地从我心里跳出。不管我对毛泽东怀有何种成见，此情此景，使我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战士。一个战斗到最后一息的战士。”
“我老了。”毛泽东喝完了药，脸上呈现出略带伤感的笑容，望着空杯子说：“我的负担太重了。”
“你的心仍然年轻。”
毛泽东仿佛没听见戴维的话，喃喃地说：
“一个人如果负担太重的话，死是最好的解脱办法。”
戴维连忙把谈话引到轻松的话题上来，他说：
“我岳父让我转告一句话，他希望能在美国见到您。”
“美国？”毛泽东轻轻地说，他把脸转向沙发右侧的地球仪，面对他的是澳大利亚。他说：“我不想去澳大利亚，我想去美国。澳大利亚在地图上看看，就怪让人寂寞的。”
翻译马上转动地球仪，将美国的地形图朝向毛泽东。戴维说：
“40多年前，您对埃德加·斯诺说过，您渴望去美国旅行，特别渴望去加利福尼亚。”
“加利福尼亚让人感到亲切。”毛泽东的目光没有离开地球仪：“因为离中国最近。”
“为什么您不找个机会去看看呢？”
“到美国去要坐飞机，他们不让我坐飞机。”
“如果我没有记错，您一生中只出过两次国，而且都是去苏联。两次都是坐火车去的。”
毛泽东点点头。戴维继续说：
“美国比苏联好玩多了，您真应该去。”
毛泽东不无遗憾地缓缓说道：
“不会再有这个机会了。”
谈话已经进行近1个小时了，乔冠华担心毛泽东太劳累，两次用手指轻轻敲打手表，提醒客人该告辞了。翻译也用眼睛向戴维示意，谈话该结束了。可谈兴正浓的毛泽东则以手示意，让客人再聊一会儿。戴维和朱莉说了不少赞美的话。毛泽东完全不为所动，眼睛几乎是半闭着的。
元旦零点45分，告别的时间终于到了，戴维和朱莉起身向毛泽东告辞。戴维说：
“祝您健康长寿！”
毛泽东坚持要送他们，他被搀扶着，一脚深一脚浅地走着，还对戴维说：
“我不会送你们什么东西，因为我无求于你们美国。在延安时，斯大林给我们送吃的穿的和用的，可我只给他送过一次东西，是一包红辣椒。他送的枪炮和物资，都是工人农民生产的，我送的红辣椒，却是我亲手种的，我们打了个平手。”
该分手了，毛泽东又对朱莉说：
“你父亲来时，我会等着他的。你们是年轻人，以后再来中国访问吧。中国有些成绩，总的来说是落后的。过了10年，你们再来看。10年之后它将是了不起的！”
朱莉和戴维乘坐的红旗轿车行驶在长安街上。朱莉轻轻地问丈夫：
“你对毛泽东有什么印象？”
戴维深有感触地回答道：
“10里之外，就可以呼吸到毛泽东的个性。不论历史如何下结论，毛泽东的一生肯定将成为人类意志的力量的突出证明。”
这次会见，使两位美国客人感到出乎意料之外：毛泽东谈话的主题仍然是“斗争”。朱莉注意到，他们面前的毛泽东尽管已经被疾病折磨得筋疲力尽，但“斗争”的话题却使他又“像青年人那样兴奋起来”，“他的头脑甚至比中国的年轻一辈更充满活力，更渴望斗争。”朱莉后来评价毛泽东说：“毛主席的一生，也许超过所有其他人，已经使全世界的穷人产生了强烈的和日益增长的革命要求。”
1976年1月1日，《人民日报》和全国其它各大报纸报道了毛泽东接见朱莉夫妇的消息，并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了毛泽东10年前写的两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标题下面还印着毛泽东的亲笔签名。“毛泽东”这3个字的笔迹明显有些颤抖。
各大报纸同时还发表了经毛泽东圈阅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两报一刊”元旦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社论中写道：发表毛主席的这两首词“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怎样看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反映。”
社论中还发表了毛泽东不久前的一段话：“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1月8日上午9时57分，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因患膀胱癌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78岁。
这天上午10时，毛泽东正侧卧在病床上，让工作人员给他念文件。昨夜他几乎彻夜未眠。他两手颤抖，连举起文件的力气也没有了。
正在此时，张耀祠匆匆忙忙地走进毛泽东的卧室，向毛泽东报告说，周恩来总理已经去世了。毛泽东闻此噩耗，禁不住泪水双流，泣不成声。张玉凤立即拿来蘸过热水的毛巾，为他擦拭着眼泪。
毛泽东许久一言不发，只是轻轻地朝侍立在一边的张耀祠挥挥手。张耀祠赶紧退了出去。
周恩来的病况，毛泽东始终十分清楚。他知道，离别是不可避免的。可一旦听说周恩来去世了，立时便有多少往事涌上了心头。更主要的是，周恩来这一走，使他少了一个得力的助手。失去战友和助手，他心里自然是十分难过。
这天下午，中央政治局给毛泽东送来周恩来逝世的《讣告》清样，工作人员流着眼泪为他读《讣告》：“周恩来同志，因患癌症，于1976年1月8日9时57分在北京逝世，终年78岁。”毛泽东听着听着，紧锁起眉头，慢慢地闭上了眼睛。工作人员看到，不一会儿，从他闭着的眼睛里渐渐溢出了两行泪水，而他仍旧是一言不发。
1月9日凌晨，新华社向国内外播发了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关于周恩来病逝的《讣告》，以及以毛泽东为首的107人治丧委员会名单。
全国人民像毛泽东一样，得知周恩来逝世的消息后，无不沉浸在深深的悲恸之中。
从1月10日起，中外各界人士以各种方式沉痛吊唁周恩来。
1月11日下午，周恩来的遗体送往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首都百万群众自发地集聚在天安门东、西长安街两侧，在严寒中挥泪告别周恩来的灵车。
1月12日，毛泽东在七机部舒龙山来信的批示中，建议印发邓小平的两次书面检查，“暂时限制在政治局范围”。
1月14日下午，中央将拟好的有关周恩来追悼会的规格、参加追悼会的政治局及党政军负责人的人数和悼词，一并送毛泽东审阅。工作人员给毛泽东念周恩来追悼大会上的悼词草稿，他听着听着再也不能控制自己，失声痛哭起来。
据张玉凤回忆说：“中央考虑到主席病重，便没有安排毛主席参加有关周总理逝世后的一切活动。毛主席审阅这个报告时，我一直守候在侧。不知道为什么在我这个普通人的心里，一直存有一线希望：或许会有4年前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那样的突然决定，主席也能去参加周总理的追悼会。一句憋在心里许久的话，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冒昧地问主席：‘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一直处于伤感中的主席，这时，一只手举着还没有来得及放下的文件，另一只手拍拍略微翘起的腿，痛苦而又吃力地对我说：‘我也走不动了。’听到这里，再看看眼前病榻上痛苦万状的毛主席，我无法抑制自己的泪水……我后悔真不该这样问已经无力行动的毛主席。”
此后，毛泽东的情绪一直很低沉，不愿讲话。他不顾医生的劝阻，借助刚治好的一只眼睛，不停地无休止地阅读书籍和文件。
据张玉凤回忆说：“由于他的身体过于虚弱，两只手颤抖，已经没有举起文件的力量了。为了满足老人家那艰难地阅读的需要，我们在场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要帮他举着书或文件。”
1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为周恩来总理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邓小平在大会上宣读了追悼词。
毛泽东决定由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邓小平为周恩来致悼词，这本是情理之中的事，但在邓小平心中却燃起了一线希望。
1月20日，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结束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试探性的信，其中写道：
“对我批判的会议，还要继续开，我除了继续听批判外，还希望能够向主席当面陈述对于自己错误的认识，听取主席的教诲。当然，要在主席认为可以的时候。”“请解除我担负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
1月21日，毛泽东听取了毛远新关于政治局会议情况的汇报。关于邓小平的问题，他说：
“小平看不起那些人，我在还可以，我死了，谁也压不住他。他这个人对三自一包那些东西还是有感情的，对走资派恨不起来。”“小平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
毛远新问：
“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对。”毛泽东还说：“就请华国锋带个头，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专管外事。”
据张玉凤回忆说：“这些天，主席醒来，也不光听文件了，总是在扳手指头，考虑问题；还问我政治局同志的名字，我就一个一个地报出当时政治局委员的名字。1月中旬，毛远新来见主席，他问主席对总理的人选有什么考虑。主席考虑了一下说：要告诉王洪文，张春桥让一下。然后主席扳着手指数政治局同志的名字，最后说，还是华国锋比较好些。毛远新点头说是。就这样，主席提议华任代总理。”
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远新在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会议确定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
1月24日，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波德纳拉希逝世。新华社播发了由毛泽东、朱德联名发给罗马尼亚领导人的唁电。
按照惯例，在唁电末尾的署名中还有总理的名字；但此时华国锋的代总理职务还没有正式任命，所以就没有署他的名字。
1月28日，毛泽东正式提议由华国锋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由陈锡联代替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1月30日是中国农历的除夕之日，这天晚上，中南海丰泽园游泳池一带，一片昏暗，那一排路灯在寒风中闪烁着微弱的亮光。
毛泽东的住处既没有客人，也没有自己家的亲人，只有身边的几个工作人员，陪伴着他生命中最后的一个除夕夜。
这时，毛泽东不仅失去了“衣来伸手”之力，就连“饭来张口”也非常艰难了。年夜饭是由张玉凤一勺一勺地喂着他吃的。在病榻上侧卧着，只吃了几口他历来喜欢的武昌鱼和一点米饭就不吃了。工作人员搀扶着他下床，把他送到客厅。
毛泽东坐在沙发上，头靠在后背上休息，静静地坐在那里。他隐隐约约地听到从远处传来的鞭炮声，看看眼前日夜陪伴着他的几个工作人员，用低哑的声音歉意地说：
“放点炮竹吧，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该过过节了。”
值班室的几个工作人员，立时把准备好的几挂鞭炮，拿到值班室外放了一会儿。毛泽东听着这爆竹声，他那瘦削、松弛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
1月31日，毛远新在给毛泽东的请示报告中说：我已和王洪文、张春桥谈过，传达了主席对华国锋、陈锡联工作安排的指示，他们表示完全拥护，保证支持。此事可由政治局指定专人分别向中央党政军部门进行传达。
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道：
“同意。还应同小平同志谈一下。”
在此期间，毛泽东和华国锋、张春桥、江青等人谈话说：
“叶剑英同志也是一个对文化大革命极端不满的分子，再不要让他插手军队的工作了。这两年军队的情绪不稳是和他有关系的呢。许多的政治谣言，和他有很大关系呢。”
据吴德后来在回忆中说：“毛主席发觉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抓住一个清华大学的问题，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终于把邓小平打下去了，剩下一个叶剑英，毛主席也让他请病假休息，其实是让他靠边站。”
据纪登奎后来回忆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临终前的最后一仗呀。他老人家已经感觉到了自己已经不远了，他看到了后果的严重，除了自己亲自解决这场斗争，依靠任何人都是不行的。就是到了最后的岁月，他还是采取了斗争策略，即：把叶剑英和邓小平区分开来，撤销邓小平的职务，让叶剑英靠边站，让他养病去，把军权交给陈锡联主持。再者，就是不让江青、张春桥他们出面解决邓小平的问题，而是让华国锋出面。这里有着很大的用意，是在保江青和张春桥这些人，不让他们树敌过多，同时也是让更多的干部主要是中央的领导干部来接受批邓的现实。但是，江青和张春桥那些人似乎感觉不到呀。”
1976年2月1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毛远新在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1月28日的指示。会议决定：由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中止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改由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后来，叶剑英对邓小平说：
“看形势的发展，我也保不住了。但是，无论如何，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就要斗下去。”
邓小平提醒他说：
“不过，要讲究斗争方法，这是总理临终前的嘱咐。”
2月2日，中共中央将毛泽东的两个提议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以《中共中央通知》的形式，作为1976年1号文件正式发出。《通知》中说：
“1、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2、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
2月3日这一天，张春桥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他想起1975年1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周恩来逝世后，他本以为邓小平正在受批判，第一副总理的位置，按照递进的顺序，自然是他这个第二副总理的了。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毛泽东竟然又提了一个华国锋为代总理，心中就十分懊丧，于是便写下了一个《1976年2月3日有感》：
“又是一个1号文件。去年发了一个1号文件。真是得志更猖狂。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于一时，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开始一个什么新时代了。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人民是决定性的因素。代表人民的利益，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站在先进分子一边，就是胜利。反之，必然失败。正是：‘爆竹声中一岁除，东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在春节期间，毛泽东请生病住院的护士长吴旭君和他一起看了一场由达式常主演的电影《难忘的战斗》。毛泽东以往很少看电影，这次是例外。他看着这部电影，想起了共和国诞生前那波澜壮阔的斗争，悄悄流着眼泪。当电影演到人民解放军入城受到群众热烈欢迎时，毛泽东问吴旭君说：
“那欢迎的学生里有你吗？”
吴旭君是上海学生，当年她也参加了欢迎队伍。毛泽东一问她，她流着泪，点点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毛泽东顿时泪如泉涌，痛哭失声，以至引起满场哭声。影片还没有放完，工作人员赶紧关了机器，医护人员也赶紧把毛泽东搀走了。
2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记者述评，评述中提出了“右倾翻案风的风源”问题。评述中还使用“至今不肯悔改的走资派”一语，作为邓小平的代名词。
2月7日，华国锋首次以国务院代总理的身份出面接见了外国驻华使节。
2月12日，《北京日报》发表了一篇署名为梁效的文章，文章中将“至今不肯悔改的走资派”升级为“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走资派。”
2月12日这一天，毛泽东给上海复旦大学教授、文学史家刘大杰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刘大杰为修改自己的著作，在1975年8月3日给毛泽东写信说：“关于李义山的无题诗，说有一部分是政治诗，也有少数是恋爱诗，这样妥当吗？”他还在信中说，他不同意全部否定韩愈。“如果能得到主席的指教，解此疑难，那真是莫大的光荣和幸福。”
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我同意你对韩愈的意见，一分为二为宜。李义山无题诗现在难下断语，暂时存疑可也。奉复久羁，深以为歉。诗词两首，拜读欣然，不胜感激。”
这是毛泽东致友人的最后一封信。
2月20日，江青在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黄涛、李彬山、丁盛等人谈话时说：
“你们是上海帮啊！你们知道吧，他们把我也说成是上海帮啦！”“要集中精力，揭批邓小平，去年他斗了我几个月，我是关在笼子里的人，现在出来了，能讲话，我要控诉他。”“什么言论自由啊！他是一言堂，独立王国，法西斯！”
2月23日，毛泽东在病中接待了应邀于2月21日来访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他的夫人。这一次会见，持续了1小时40分钟，中方只有毛远新、张玉凤和翻译等少数人和工作人员在毛泽东身边。
后来，尼克松对毛泽东接待他的情景作了这样的描述：“1976年我再度来中国访问时，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已严重恶化了。他的话语听起来像是一些单音组成的嘟哝声。但是，他的思想依然那样敏捷、深邃。我说的话他全能听懂。但当他想回答时，就说不出话来了。他以为翻译听不懂他的话，就不耐烦地抓起一个本子，写出他的论点。看到他的这种情况，我感到十分难受。无论别人怎样看待毛泽东，谁也不能否认他已经战斗到最后一息了。”“由于帕金森氏病的侵袭，毛泽东的行动当时已很困难。他不再是体魄健壮的人了。这位82岁的步履蹒跚的农民，现在变成了一个拖着步子的老人。毛泽东像晚年的丘吉尔那样，仍旧非常自尊。我们谈话结束时，他的秘书们把他从椅子上扶起来，让他和我一起朝大门走去。但是，当电视镜头聚光灯对着我们，要录下我和他最后握手的镜头时，毛泽东推开他的助手，独自站在门口和我们告别。”
此时，毛泽东的许多话，的确连翻译都听不懂了，他们有时求助于护士，有时连护士也听不懂，“这时，就会找来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张玉凤来听清他说的话。”
据张玉凤回忆说：“他讲话困难，只能从喉咙里发出一些含混不清的声音字句。由于长时间在他身边工作，我还能听懂主席的话。每当主席同其他领导同志谈话时，我就得在场，学说一遍。但到了他讲话、发音极不清楚时，我只能从他的口形和表情来揣摩，获得他点头认可。当主席的话语障碍到了最严重的地步时，他老人家只好用笔写出他的所思所想了。后来，主席的行动已经很困难，两条腿不能走路。”
后人曾经这样评价说：正是由于张玉凤的聪明伶俐，她在毛泽东晚年为党为国家做出了特殊的贡献。还有一位党内高级领导人这样说：“张玉凤是代表共产党人照顾毛主席的生活的呵！”
可是在毛泽东身后，却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散布出不少风言风语，目的就是要往毛泽东身上泼脏水。就是这样的无稽之谈，一时间也竟然闹得沸沸扬扬。张玉凤的爱人刘爱民曾经对某报记者说：“最了解张玉凤的是我。她是个诚实、正派、直率的人。我们没有因为各种风言风语的干扰而失去幸福的家庭。”后人有《狂犬吠日》一诗也描述了此情此景，诗云：
一犬吠影百吠声，公母大小各不同。
此也鸣，彼也鸣，泥牛入海原是空。
声嘶力竭为底事？一切尽在不言中。
再说2月25日，中共中央开始分批在北京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召开“批邓打招呼会”。华国锋在这一天的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重要指示》。
这一份《毛主席重要指示》，是由毛远新根据毛泽东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有关“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多次谈话而整理出来的，其部分内容前边已经按时间顺序作了交代，后边还要全文敬录，在这里不需赘述。
华国锋传达了《毛主席重要指示》后，又发表了经政治局讨论、毛泽东审阅同意的讲话，他说：
当前要把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摆在首位，”“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在这个总目标下，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
“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
“以这次会议打招呼为界，这次会议前的问题，中央负责，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地方，应转好弯子。这次会议后，还转不过来就不好了。”“注意不要层层揪邓小平在各地的代理人”，“不要算历史旧账”，“不要纠缠枝节问题”。“对犯错误的同志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不要揪住不放。不要一棍子打死。”“犯错误的同志，要在一定范围内做自我批评。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改了就好。”
“整个运动要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搞串联，不搞战斗队。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通过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一步促进安定团结，发展巩固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伟大成果。”
欲知《毛主席重要指示》全部的内容，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辞世前夕的工作和生活，尽管还有像接待尼克松女儿朱莉和戴维夫妇二人的精彩情节，但更多的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忧愁和悲凉，让人不忍卒读！
另：毛泽东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结果，是把掌握中国社会主义大航母的方向盘从邓小平手中转移到了没有多少文化的“老实人”华国锋手里。自此以后，早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就背叛了毛泽东、却又一直被毛泽东倚重的禁卫军头子汪东兴，毫无疑问地成了这位新“接班人”的贴身伙伴。这样的一种新的政治格局，在当时及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是完全被时人忽视了的一个重要现象。后人读史不可不思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