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

　　战后日本资本主义给予日本农业和日本农民造成了什么样的命运？而且，现在农民是处于什么样的景况？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分析战后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和农民的现状，以便分清敌我，正确指明农民运动前进的方向。从战后到目前的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自战败至五十年代前半期的战后复兴时期；自五十年代后半期至六十年代的“高度成长期”；进入七十年代后的危机阶段。

　　日本帝国主义的战败和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的瓦解

　　“明治维新后成立的专制主义天皇制，依靠寄生的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并联合这些阶级的上层，掌握着无限的权力，对工人农民和一切劳动人民实行残酷的专制统治，而且不断对亚洲各民族进行一次又一次的侵略。”(日本共产党(左派)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日本农业和农民在专制主义天皇制的暴虐统治下，横遭残酷掠夺和摧残。在专制主义天皇制的统治体制中，垄断资本的地位逐渐上升，地主的地位却相对地缓慢下降；这一过程也与农民要求减免佃租、保护佃权、要求土地改革等而不断掀起的激烈斗争互相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在战时体制下，日本垄断集团已着手开始废除地主制。但是，从整个日本的权力结构情况来说，垄断集团无法根本解决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

　　“美国帝国主义按照它侵略、统治世界的计划，加强对日统治，将日本的统治阶级及其机构基本上作了如下的改组: 打乱专制主义天皇制，把包括天皇在内的官僚特权机构，改变为美国帝国主义统治日本人民的工具。通过让佃农买进山林荒野以外的佃耕地，基本上废除了寄生地主阶级的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将农民直接置于美国垄断资本和日本垄断资本的剥削、掠夺之下。”(同上)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日本资本主义被迫从属于美国帝国主义，金融寡头的统治按照这一情况进行改组，战前半封建的寄生地主制已被清除。

　　以美国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产阶级为中心的反动派，代替了以专制主义天皇制政权为首的寄生地主阶级和垄断资产阶级，成了日本人民、农民的新敌人。

　　美日反动派最怕日本人民利用日本帝国主义失败这个条件，起来取代它们的地位。战后初期，日本工人阶级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起来斗争。农民也奋起要求取消军事基地，反对地主收回土地，这个斗争以浩大的声势蔓延于全国。害怕人民的反抗并已丧失了统治能力的日本反动派，依靠美国帝国主义的大力支持，实行了“农地改革”。通过这个“农地改革”，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基本上被摧毁了。50%的佃租被大幅度削减；实物佃租被废除；新产生的大量小自耕农代替了先前的佃农。

　　两百万町步的土地卖给了佃农。战争刚结束时，日本只有180万户自耕农，到1950年，自耕农激增为380万户。完全佃耕的农户数，自164万户激减至31万户。战前占总耕地的46.4%的出租土地，已缩减至9.3%。除山村外，寄生性的大地主都已消灭，约112万户的在外地主也逐步绝迹。美日反动派把新产生的自耕农作为他们剥削、掠夺的基础。因此，农村中的生产关系大为改变，与此同时，半封建的残余也逐渐得到了清除。

　　战后日本农业和农民，依附于美国资本主义，被置于美日垄断资本的剥削和掠夺之下，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在寄生的地主制下，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受阻碍。现在障碍没有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在一定的限度内得到满足，又加上农民的努力，从而取得了“新的发展”条件。由于佃农变为独立生产者--个体农民，生产热情大大提高，农业生产力开始逐步发展。

　　但是，对于农民来说，这是更加狡猾、更加痛苦的压迫，也是新的阶级分化的开始。

　　对于美日垄断资本来说，为了谋求濒于危机的战后资本主义的恢复，工矿业再生产能否正常进行，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他们通过对日本人民的赤裸裸的镇压、剥削和掠夺，进行资本积累，使人民遭受到工资冻结、解雇、通货膨胀、重税等等的祸害。

　　对美日垄断资本来说，加强对农民的剥削是特别重要的。他们从国内市场上，尤其是从农业、农民的身上，榨取那过去可以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得到的收益，并把它作为发展工业的资本来源。

　　历届反动政府一贯采取农产品低价政策，说具体点，就是依靠国家权力强迫农民将粮食以低价卖给政府，并向农民征收重税。黑市就是起因于此的一种现象。

　　复员军人造成农村人口的增加，随之而来的是农民所有的土地相对更少了。政府还对昂贵的进口食品提供差价补助金，以此来维持农产品的低价和工人的低工资的基础。战后资本主义的复兴，是以农业作为牺牲品，并吮吸工人、农民和人民群众的鲜血而进行的，只有卖国的垄断资本家脑满肠肥。

　　美帝侵朝战争所带来的“特需”，对于萧条的日本资本主义、卖国垄断资本的复兴，是一个重要的刺激，使这个时期的工业和农业生产超过了战前水平。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战败，日本的阶级斗争向一个新的阶段发展，以工人为首的人民斗争向革命的方向猛进。为了把人民斗争的高潮引向革命的方向，需要有一条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日本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指明斗争方向的正确路线。

　　当时的日本共产党中央，受了野坂参三等人的修正主义的影响，犯了把日本人民的新敌人--美国帝国主义当做朋友的重大错误，而且错误地不把农民斗争的矛头指向日本农民的新敌人--美日反动派，却只是把战前的寄生地主制的残余当做敌人。所谓1951年的纲领，否认寄生地主制的瓦解，一直犯了同农民的实际矛盾不一致的错误。

　　六十年代“高度成长”政策和“结构农政”的开展

　　自五十年代后半期起，日本资本主义进入了垄断资本的高度积累、即所谓“高度经济成长”时期。日本垄断资本依附于美国之下，着力地发展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美日垄断资本的“高度成长”是以牺牲日本农业、抛弃大量的农民来实现的。

　　美国帝国主义让日本资本主义得到恢复，是为了把它“养肥了再吃”。在日本经济进入了“高度成长”期后，美国愈益重视把日本作为它直接掠夺的市场。强迫日本垄断资本和政府接受美国商品和农产品进口的“自由化”，摧残日本的煤炭工业而让美国石油垄断资本统治日本就是这种行动的开端。由于对“高度成长”特别重要的原料、资源和工业产品的出口市场等，日本垄断资本都要依赖美国帝国主义，因此，作为交换条件，日本垄断资本就出卖日本农业，为美国剩余农产品大开进口的方便之门。 对于拥有过剩农产品的美国来说，日本正是合适的推销剩余农产品的市场。

　　根据1954年的《日美相互安全保障法协定》，日本从美国大量进口小麦，从而使日本农业的重要的复种作物--小麦， 遭受了致命的打击。1960年的“自由化”以后，美国农产品进口对日本农业的破坏，更进入了一个严重的阶段。为了促进日本对美国的依附和“自由化”，美日反动派大肆宣传“开放体制”、“国际分工论”等谬论。1961年制定的农业基本法，是扶持美日垄断资本“高度成长”的农业基本政策。它具有这样的目的:使日本垄断资本从属于美国并获得自身的利益，破坏日本农业，掠夺日本农民，促进农民的分化，使大量农民破产，把60%以上的农民赶出农村，作为新的剥削对象，以便获得廉价的劳动力。它还使一部分中农和富农怀有对农业近代化、机械化的幻想。这是企图通过这种幻想，暂时缓和美日反动派同农民之间的矛盾，并加以调整，重新改组日本农业使其为美日垄断资本服务。

　　美日垄断资本根据农业基本法，在“农业近代化”、“改善农业结构”的美名下，积极地开展了所谓“结构农政”。他们在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以便让农民生活过得富裕的借口下，实行了大量抛弃农民的政策。在全国各地，“改善结构”事业得到进展，只不过是进一步加强了美日垄断资本对农业和农民的控制。由于农用物资价格上涨所造成的生产费用的增加，美国农产品的进口，垄断资本控制市场所带来的农产品的价格变动和低价收购，以致果树、牲畜饲养等业完全无利可图，结果是农民负债累累，农业被摧残得更加厉害了。美日垄断资本为了“高度成长”，采取了强迫工人阶级接受低工资，强迫农民接受农产品的低价的手段，从而使农民无法只靠农业过活，被迫离开农村。这个时期，日本垄断资本由于获得低廉的劳动力的支持，它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得到了提高。

　　在整个“高度成长”期间，日本农业和农民的状况发生了显著变化。它表现如下:

　　日本的农产品进口额急速增加，自1960年至1970年的10年间约增长4倍。从美国进口的农产品占日本进口农产品总数的4成左右，对于美国来说，日本成了它的最大的农产品市场。其结果，日本的粮食产品的综合自给率自1960年的90%下降到1970年的百76%，小麦从39%下降到9%，大豆从28%下降到4%，

　　这种状况表明，美国帝国主义在给予日本农业以毁灭性打击的同时，甚至一直控制了日本人的肚子，这就说明了日本依附美国之深和日本垄断资本的卖国性质。在这十年间，农业被摧残，使耕地面积自600万公顷减至508万公顷，农民依靠农业收入的程度，也从55%下降至42%，从而提高了依靠非农业收入的程度。农户数自604万户减为535万户；参加农业生产的人口从1454万人减少到1205万人。1955年专业农户占35%，兼业农户为65%，而到了1970年，前者仅占15%，后者则达585%。

　　这些事实说明，在整个“高度成长”时期，一方面是工业生产能力的提高和垄断资本的扩大，另一方面则是大力地强制执行使农民分化的措施。农业经营的困难造成大量农民倾家荡产，弃农兼营别业或沦为半无产者。而那些中农、富农中获得发展的为数也极有限，他们也由于垄断资本的掠夺而负债累累，农业合作社、银行、公库吮吸着他们的脂膏，使他们陷于如不更加扩大经营规模就无法维持的矛盾之中。

　　由于美日反动派对农业的摧残，日本农业改组的不断推进，农民大规模地被吸收到垄断资本的再生产结构中去。农业内部的各种矛盾激化，农业劳动主要由老人和妇女负担，男人长期去外地做工，一家离散、土地荒芜，这些已经成为显著的社会现象。农民的意识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和发展。“从生产自给转变为商品经济的农业”，农业中商品生产的发展，摧毁了农村中半封建的残余、习惯、传统和意识等，而代之以依附于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新意识。这种状况，使贫农、农村无产者更容易受到先进城市工人的影响，而逐渐地创造出更加革命化的条件。日本农民斗争的新的发展方向，已经进入了提出“突破农业危机”的口号的阶段。

　　七十年代的危机阶段和“综合农政”，农民运动的新高涨

　　从五十年代后半期至六十年代末的“高度成长”时期，是战后日本资本主义的急速发展时期，也是相对的安定时期。在这一时期，美日垄断资本从工人、农民和人民群众身上榨取了亿万财富，进行了高度的资本积累。可是在这整个过程中，美日垄断资本所控制的日本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也迅速积累起来，并不断地在激化着。

　　依附于美帝的畸形发展的日本资本主义的特殊条件同世界资本主义全面危机的深化、美国帝国主义地位的下降、美国帝国主义转嫁危机等交织在一起，从而使日本出现了更加尖锐的深刻危机。以牺牲农业而大大发展起来的工业生产力，同美日垄断资本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越来越激烈地发生冲突，使各种矛盾更加激化。从六十年代进入七十年代，“高度经济成长” 的破产，已经是很明显的了。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生产过剩、物资不足、垄断企业投机倒把、人民生活的恶化和社会动乱的增多等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开始从经济基础上动摇美日垄断资本的统治了。它不可避免地造成阶级矛盾的激化和阶级斗争的高涨，带来工人、农民和人民群众的各种斗争的急剧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美日反动派制定了更彻底地摧残农业、掠夺农民的方针。

　　1968年宣布的“综合农政”，以它为根据的“第二次结构改善事业”的实施和更为恶劣的“日本列岛改造计划”，以及各种各样与农业有关的法案，莫不露骨地表明他们的目的。其特点在于抛弃90%的现有农民，只扶植30到40万“核心的农业经营者”。在“综合农政”之下，日本农业的中心--水稻作物，也终于遭到了减少耕种面积的厄运，曾经是“有选择的扩大”的牲畜饲养和果树两个生产部门，也在美帝国主义农产品“自由”进口的面前大为衰败，连中农和富农都受到了打击。农业被摧残的情况是惊人的。为了征购农民土地而制订各种法规和措施、垄断资本大量收购土地、确保工业用水和破坏农业用水、公害的扩散、重税以及扩大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上述这些惊人的情况，在七十年代以后仅仅几年的时间里，愈益加剧了农民的破产。日本农产品进口额的增长率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要高得多，占世界农产品贸易总额的一成左右。

　　农户数在1970年到1973年期间，减少了20万户。专业农户数减少了15万户，以致专业农户占农户总数的13.2%、兼业农户占86.8%。第一种兼业农户(以农业为主而耕地面积较多的阶层)中，从事雇佣劳动的兼业者占92%。他们当中，小工、日工、去外地干活的人占50%。第二种兼业农户(以农业为副而耕地面积较少的阶层)中，从事雇佣劳动的兼业者占全体户数的近80%，其余20%则为林业、渔业、工商业等的个体经营者。雇佣劳动兼业的人们中，约54%为经常的工资劳动者，17%为小工、日工和去外地干活的人。此外，即使拥有3公顷以上的上层农民(7万2千户)，专业者也不过约为3.1%，其余都是兼业的。

　　大部分的牲畜饲养仍然依靠农民，小部分则属于垄断资本系统的富农经营。在这一部门，如不同样实行大规模经营，也会越来越无利可图:农民正遭到没落的命运。经营果树、烟叶、养蚕、高级蔬菜、花卉等等的农民，全都陷于同样的命运。农民有生产资料，是独立生产者，因此经常希望变为上层农民，随着他们进入上层而强烈地具有向往资本主义的幻想，在政治上、思想上强烈地具有反动倾向。然而，由于农业在七十年代遭到惊人的摧残，这种幻想被打破了，广大农民正以农业合作社为中心，大规模地起来进行斗争。如我们从兼业的内容所看到的，无法以农业为生而依赖非农业收入的下层农民，干着不定期的雇佣劳动，成为企业外包工、临时工等等，他们的劳动条件大部分是最坏的。七十年代以来这种趋势更为扩大了。在当前日本资本主义一片危机声中，纵使农民想依靠兼业为生，但求雇于人的困难却愈来愈增加。

　　战后日本资本主义的历史，也是美国帝国主义和日本卖国垄断资产阶级摧残日本农业、掠夺日本农民的历史。

　　是通过人民民主革命、按照解放农民的方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还是通过强制实行摧残农业的政策，按照扶植少数“核心的农业经营者”的方针来解决呢？这是日本农民同美日垄断资本之间的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危机日益加深的美日反动派，必将是继续更大规模地摧残农业和掠夺农民，他们同农民的矛盾和对抗也必将更为激烈。

　　美日反动派自己正在挖掘坟墓，日本工人阶级必须重视同农民的团结，用革命的办法来支持农民斗争的新高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