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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上海街头的漂泊者

上海，2025年夏，浦东的夜晚被霓虹灯点亮，空气中夹杂着湿热的潮气。小夏站在出租屋的阳台上，26岁，瘦削的脸上带着疲惫。他点开手机，美团APP弹出一条推送：“实名认证，最高30万额度，秒到账！”屏幕光映着他的脸，余额显示200元，而房租的截止日期就在明天。

大学时，小夏每月有2000到3000元的生活费，来自父母的汇款。他学的是计算机，梦想在上海闯出一片天。可生活费总不够用，朋友聚会、买件新衣服，月底就捉襟见肘。他第一次接触网贷是在大二，花呗的广告铺天盖地。“借300，买双鞋，下个月还就行！”他点下确认，钱瞬间到账，像是魔法。从此，缺钱就借，几百到一千，轻松又快捷。

毕业后，生活像一记重拳砸来。2019年，他找到第一份工作，程序员，月薪6500元，试用期打八折，只剩5200元。上海的物价像怪兽，房租2500元，吃饭、交通、杂费，月月入不敷出。他租的房子在老小区，30平米，墙角有霉斑，窗外是施工的轰鸣。朋友建议他报个培训班，“学点新技能，跳槽拿高薪！”他咬牙借了2万多，分期还款，每月两三千，压得他喘不过气。

工作九个月，他辞职了，工资太低，生活无望。接下来的半年，他投了上百份简历，跑了无数面试，却一无所获。房东的催款短信像钟表般准时，培训班的还款日步步逼近。他打开手机，美团、京东、携程……每个APP都有贷款入口，审批简单，几分钟到账。他借了1000元，几天后又借2000元，拆东墙补西墙，借新还旧。最高时，他欠了5万多，分散在七八个平台，每月还款三四千，利息年化20%以上。“还了半年，本金几乎没动，全是利息！”他苦笑，算下来这些年付了五六万利息。

心理压力像潮水淹没他。每晚，他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脑子里全是数字：房租2500，饭钱900，还款3000……他把每餐控制在30元，不抽烟、不喝酒、不买衣服，社交几乎归零。两次，他攒钱还清债务，可失业又让他重回借贷怪圈。2025年，他决定不还了。“征信？管它呢！我买不起房，也开不了车。”他站在阳台上，点燃一根廉价香烟，吐出白雾，眼神里是释然与迷茫。

未来，他只想找份稳定工作，把最后2万多债务还清。清晨，他骑着电动车，穿梭在上海的高楼间，车轮碾过湿漉漉的街道，像在追逐一丝微弱的光。

第二章：中年返贫的追梦人

老邵，37岁，站在街角，手里捏着外卖单，汗水浸湿了衬衫。黄昏的上海，车流如织，他低头看手机，订单显示：送餐3公里，报酬5.8元。他苦笑，37岁，曾经年入几十万，如今却靠这点微薄收入苟活。

2010年，老邵在留学行业打拼，帮学生申请海外大学，生意红火。他和妻子年收入五六十万，远超父母那一代下岗工人的生活。父母是98年下岗的普通工人，母亲每月靠微薄的低保过活，老邵觉得自己突破了阶层，日子像小康之家，衣食无忧。可2017年，积蓄耗尽，事业开始滑坡。职业倦怠、行业衰退，加上长期抑郁症的折磨，他决定转型。

他试过跨境电商，2020年疫情初期，他以为封控会催生网购热潮，投了几十万，却因物流中断赔得血本无归。炒币、自媒体，也都以失败告终。到2017年，他开始用信用卡周转，两三张卡，额度几万，勉强支撑。可2019年后，信用卡不够用了，他转向网贷。平台审批宽松，只看信用记录和APP消费数据，动辄批20万额度，利率7%到8%。他借了四五个平台，最高时同时欠款，债务像雪球滚到160万，包括网贷、信用卡和朋友借款。利息每年20万，远超生活开支。

2025年6月，他还不上款，催收电话像炸弹，每天十几个，从早9点到深夜。“你不还钱，我们就找你家人！”催收员的恐吓刺得他心如刀绞。抑郁症复发，他睡不着觉，挂了医院的号，医生记录下他有自伤倾向。“160万，听着多吗？可我看不到希望。”他坐在出租屋的沙发上，眼神空洞，手指颤抖。

如今，他跑外卖，每月2000多块，勉强维持。他和妻子住在岳父的房子里，省了房租，但生活没有起色。妻子是自由职业者，近两年收入几乎为零。“我还在幻想翻身，”他自嘲，“可现在，只想活下去。”他后悔十年前的创业冲动，那不仅耗尽积蓄，还让他在37岁求职无门。“失败太多，找工作像登天。”他叹息，抬头望向夜空，星星被霓虹遮蔽。

第三章：北京的自由灵魂

小谢，二十多岁，坐在北京二环的出租屋里，电脑屏幕上是一篇未完成的稿子。她是媒体人，大学时每月1500元生活费，来自父母的汇款。偶尔缺钱，她借几百元花呗，买点零食或衣服，下个月还清。网贷在她眼里像个小帮手，方便又无害。

毕业后，她跑去广东、北京实习，追逐记者梦。北京的房租像吸血鬼，从1500涨到2800元，占了她三分之一的收入。记者工作收入不稳，稿费7000到1万多，扣税后所剩无几。出差垫资、房租压顶，她办了信用卡，刷卡应急，等报销还款。可2022年，疫情封控让她身心俱疲。工作三年，强度如马拉松，她辞职了。没有积蓄，自由撰稿的稿费常延迟三到六个月，她开始借网贷。

第一次借，可能是交不上房租，具体她记不清了。债务最高时，三四万，分散在几个平台。“我很害怕，觉得很丢脸，”她低语，从没跟朋友家人提过。利息高得吓人，借5000元，利息大几百。她以为稿费能平账，可钱总不到账，她只能再借。她的生活简朴，不买奢侈品，但无法像父亲那样极度节俭。父亲在外地租的房子简陋到极点，桌椅都凑合，她却想要一点舒适，哪怕是二环的出租屋，3500元的房租让她感到片刻的快乐。

疫情期间，她有过“报复性消费”。有一次，核酸过期被出租车赶下，她花4000元买了辆电动车，只为出行方便。“钱花了，总能再挣，”她曾乐观地想。可经济下行，编辑部接连倒闭，稿费机会减少，收入骤降。“如果回到2022年，我会催编辑及时付稿费，或者租便宜点的房子，”她反思，“但那半年的二环生活，是我为数不多的快乐时光。”

第四章：无形的网

上海的街头，老邵骑着电动车，送餐的背包沉甸甸；北京的出租屋，小谢敲着键盘，稿子迟迟写不下去；小夏站在阳台上，手机屏幕的推送像一张无形的网，笼罩着他们的生活。网贷的入口无处不在，外卖、购物、出行APP，每一个都诱惑着年轻人：“借钱吧，简单又快！”可这张网的背后，是高昂的利息和无尽的压力。

一位经济学家分析，中国的网贷市场全球领先。科技巨头从银行低息借贷，再以高利率放贷给用户，赚取差价。审批简单，只需信用记录和消费数据，几分钟就能借到几十万。与美国依赖信用卡不同，中国的网贷嵌入日常应用，触手可及。年轻人借贷多为生存，而非消费。大学毕业生工资多年停滞在三四千元，生活成本却高企。失业率高，机会少，贷款成了救命稻草。

数据显示，2500万至3400万人违约个人贷款，6100万至8300万人拖欠还款，占成人人口5-7%。年轻人信用受损，影响就业、租房，未来堪忧。政府鼓励放贷刺激消费，但未解决根本问题——低收入、无保障。专家呼吁改革信用体系、提高低保，赋予年轻人更多希望。

小夏、老邵、小谢，他们的故事不是个例。他们在网贷的旋涡中挣扎，背负的不仅是债务，还有对未来的迷茫。在经济低迷的阴影下，他们寻找出路，渴望有一天能摆脱债务，找回生活的尊严。他们是无数年轻人的缩影，困在无形的网中，期待破网而出的那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