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苏联《文学报》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五日刊登亚历山大·列维科夫的一篇文章，题为《怎样成为部长》，摘要如下：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我们社会和国家中关于劳动人民参与管理生产的各种形式，关于工人代表在各级国家政权机关，包括苏联最高苏维埃，同经理、学者、部长、党的工作人员、农村使者、教师、文化活动家平起平坐，一道开会的情况，已有许多记载。
但是，从另一方面弄清楚工人个人的官运如何，他们在职位阶梯上能升多高，是很有趣的。
工作台、元帅、元帅杖
不管是开玩笑，还是一本正经，机器制造厂二十岁的钳工Ｋ·谢尔盖一心想当部长。嘿，即使当不成部长，那么无论如何也要当一个大的企业领导人。
不要急于向他泼冷水，也许他在学校时就手不释卷地读过关于古比雪夫和捷沃西安、李哈乔夫和奥尔忠尼启则的书籍吧？也许他从小就懂得不想当将军的士兵是个坏兵？懂得每个士兵都在自己的行军背袋里带着元帅杖吧？
一个列兵复员了，也就谈不上当元帅了。但是，他能否把一根新的元帅杖（究竟是什么样的呢？）放进自己工作台的抽屉里呢？
作家弗拉基米尔·康托罗维奇在《文学家的眼光》一书中，同意物理学家Ｈ·托尔斯泰教授的意见，后者就同反对“人人都应安分守己”的虚伪格言一样，同样反对关于“元帅杖”的格言。他指出，认为进入生活的青年公民的社会角色是命中注定的，这是与我们的制度敌对的一种想法，但是，拿破仑所说的关于“元帅杖”的名言，为什么对我们显得就不适用呢？“人们反复对青年人说，通向他所向往的职业的一切道路都是畅通无阻的……实际上，除‘元帅的’和纯粹知识分子的职业外，这句格言贬低了所有职业，把选择‘生活中的位置’描绘得过分容易，从而使青年人迷失方向。”
可能，这种异议是有道理的。但是，比方说，莫斯科国营第一轴承厂和塔干罗格康拜因工厂的每个钳工都知道他们的厂长（一个叫Ａ·格罗莫夫，另一个叫Ｈ·鲁台）本人就当过车工。那末，为什么不能反复对青年说，他们面前的一切道路都是畅通无阻的。如果他身强力壮，聪明能干，精力充沛，并且有上进心，比如谢尔盖，那么他总是想在自己的工作台以外想象和谋求自己的前途的，对他来说，另选一个“生活中的位置”是否容易——这的确是个有趣的问题。
但是，部长们又从哪儿来的呢？
基本上是从副部长提升的。而副部长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主要是从经理中选拔的。
不久前，副部长兼陶里亚蒂汽车公司总经理维克多·尼古拉耶维奇·波利雅科夫被任命为汽车工业部长。而在此之前，他是干什么的呢？比方说，十年前他是干什么的呢？六十年代中期他领导过莫斯科市国民经济委员会，在这以前他当过这个委员会主席的“副手”。而更早些呢？他是一个小马力汽车工厂的厂长……。如果我们沿着使维·尼·波利雅科夫升至目前职务的阶梯往下走，那么在各级阶梯上我们将看到的是：总工程师、副总设计师、车间主任、车间副主任、实验室领导人、实习工程师、工长、技术员、钳工，最后是钳工学徒。我们同你们一道走到一九三○年，当时他才十五岁，谁也不尊称他为维克多·尼古拉耶维奇。
请看苏联政府成员，现在领导着国民经济各部门的苏联各部部长第一个职业的原有职务表：榨油厂工人、自动工具调整工、设计工程师、钳工学徒、电报机机务员、机车司机助手、飞行员、钳工、工程师、热电站电工、木材厂细木工、又是钳工、值班化学技工、机械工、木工、工程师、科研所主任工程师、技术员、电器工厂助理工、棉纺厂司机、电器安装工、绘图员，良种选育员、车工、又是钳工、粗工……。
有趣的是，二十世纪尖端部门的领导人，苏联电子工业部部长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绍金就是粗工出身。当然，很快他就已是一家汽车修理厂的钳工……”如果在西方有人有了象我们的部长一样的官职，那么，就会使一个商行作为广告宣扬的流行口号增加说服力，即“当我们需要一个经理时，我们就雇用一个杂工”。
“家庭”教育
现在，言归正传，在今天，在二十世纪最后二十五年，一个钳工能否成为……比如说，首先能否成为一个经理？
格罗莫夫、鲁台和他们的同龄人曾经都是工人。他们正碰上直接从工作台提拔钳工为经理的年代。
我兴致勃勃地翻阅了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工业领导人的调查材料，其中一份材料，在一九二二年曾以《我们的工业指挥者》为题印发过。在一百五十九名企业经理和托辣斯管理委员会成员中，百分之六十三的人教育程度很低，有的从未受过教育：“将近百分之七十的人的地位完全有赖于十月革命，因此，他们的生产技术资格是成问题的，无论如何，他们资历不深。”据材料中说，就这些人的行政管理才能来说，评价不高。对八十名经理的专门补充调查表明，他们的这些品质只配打三分（按五级记分制）……“许多经理缺少最起码的知识，甚至父名都不知道。”
严重缺乏受过教育的领导者，曾经长期使我们感到苦恼。一九三○年对六百四十六名经理的调查表明，他们当中只受过初等和“家庭”教育的人占一半以上。当时社会学家还对一批五百四十四名企业经理进行了调查，结果比前一批人更不如，只受过初等和“家庭”教育的人占百分之六十二点三。
我不想重复众所周知的情况，不去谈国家为培养自己的专家和领导人作了多大的工作，即在各城市和各乡村迅速建立高等学校与高等技术学校的情况，还有“红色经理”训练班和学院以及工业学院的情况。也不讲破格提升的人中只有那些彻夜不眠、勤奋学习的人，才能在职务阶梯上升得比经理更高。
我只讲一点，即破格提升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天还有老粗出身的经理，但是现在谁也不会把一个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或至少没有受过中等专业教育的人任命为企业的新领导人。
这就是我们的想当部长的钳工所面临的问题。……
并列行进和循序渐进
在通向经理交椅的道路上，他一迈步就要与青年专家进行激烈的竞争。正如列宁格勒的社会学家所证明的那样，青年专家在厂内向领导职务前进的速度比那些只具有中学毕业文凭的人快一倍。
当然，可以参加函授学习，但是，时间呀时间……。他从部队复员已经二十一岁……当获得高校毕业证书时，你就会看到专家们已干了三、四年工长和班长了，已开始向车间主任前进了，有的人甚至向更高处前进。看来，他们的成长比读函授的钳工快得多。职务升迁的速度具有决定意义。你慢了一步，火车就开走了。
然而大多数中学毕业生不能升入高等学校。他们的出路就是参加生产。这是一条光荣的、适当的、国家需要的道路，我们这样说也是对的。怎么搞的，结果是，我们把孩子们引上了一条不能通往“高级地位”的道路吗？这是一条社会死胡同，是这样吗？
不，不是这样。
乍一看，和年轻的工程师相比，一个钳工的机会实在不大……但你们看到了“带有集电弓的飞机”：工程师们竟不想成为生产的领导人！他们当中只有百分之三的人愿意当工长，然后当车间主任。学者们通过在各个不同的城市进行大量调查证明了这一点。高等学校毕业生显然宁愿从事设计、工艺和科研工作。你用小圆面包不能把他们诱入车间。为什么不去——这是个特殊问题，然而事实毕竟是事实。
我还可以提醒大家，在学院里从一个年级升到另一个年级和在生产中从一个台阶升到另一个台阶，不是循序渐进，而是并列行进。列宁格勒的社会学家指出，教育的发展推动了职务的升迁，而职务高升又给教育以促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