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今年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九十五周年。在这里，出于左联对自由、平等与人类解放所作的巨大贡献与不懈努力，笔者向左联的成员们致以敬意。
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充满矛盾冲突的时代。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威权派与民主派，国家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以及诸如此类的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冲突，建构了我们的思想，建构了我们对于世界的基本观念。文化，作为人们活生生的传统与实践，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被一大群知识分子抬高到不同寻常的地位。乃至于马克思主义者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整个上层建筑在人类历史中究竟起到了如何重要的作用。任何人——假如想要超越旧的观念，超越经济决定论与生产决定论，在理论——这个决定了我们战略和战术的总指挥上，为社会主义开辟出一条新道路，就不能不关心新左翼对于文化研究乃至上层建筑基本理论的贡献，就不能不关注那些冲在一线，为葛兰西所说的战壕和要塞添砖加瓦的群体——也就是知识分子（Intellectual）。
在下面这一系列文章中，笔者将阐释上文所指的“知识分子”究竟是一些什么人，他们在我们社会中占据了如何的地位，以及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如何行动起来。我们将会看到，人人都可以是知识分子，而在未来的社会主义时期乃至无阶级社会中，人人都必须成为知识分子。
前言
本文是一篇基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立场，对目前教育界所有的“学科化”倾向进行阐释与批判，并以此说明知识分子进行“反学科”实践之重要性和急迫性的文章。
每个经历过义务教育的中国人都对我国学校中普遍实行的教育系统有着切身实地的体会。科学知识被分类为种种学科，文科与理科之间有着明确的间距，学生们要求在每个单独的领域中解决某些固定问题。跨学科、多学科联合的学习是极其少见的。学习这一任务，现在严重地脱离了社会实践，使得学生群体呆在象牙塔中，一遍又一遍解决着某些特定问题。
在本篇文章中，我将阐释这种分类方法与教育方法从所有证据那里都是站不住脚的。同时，我将复述文化霸权理论中“知识分子”与广义上的专家的区别。
01
知识分子是什么？
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Francesco Gramsci）出生在十九世纪末的意大利的一个职员家庭。他于1913年参加意大利社会党，1926年被法西斯迫害入狱，1937年在狱中逝世。葛兰西继承了马基雅维利对于阶级统治与意识形态的观点，并写下一系列文化研究手稿。后者传播到世界各地，让人们认识到文化霸权的存在。我们首先从这里开始考察。
在葛兰西那里，上层建筑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是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即一系列民间组织的集合，譬如工会、学校、教会、结社等；与之相对的是政治社会（即国家）包括军队、警察和各种暴力机关。知识分子在前者中掌控意识形态国家机器（AIE），就是说，生产文本、政治与各种观念，牢牢的控制意识形态领导权，为统治阶级服务，并从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对各个群体进行再现。这两个机构相互辅佐，同时运用“镇压性”的和“意识形态性”的机器进行统治。
文化霸权与国家的、强制性的手段存在根本的不同。意识形态并不是纯粹强制的灌输给各个阶级，而是采取某种“劝说的”手段，通过广泛的舆论，使大众自然的（起码它的本意是这样做）接受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这一过程相当反复无常，同时兼具进步与反动，革命与镇压，激进与保守，平等与专制等一切我们能够看见的在历史上无数次发生的阶级斗争现象。
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工人与资产阶级之间，总是存在着广泛的，道德和观念上的斗争。人们所关注的大众文化，其本身就处处充满各种矛盾冲突。我将广义上的知识分子称作意识形态观念的生产者。这些人通过学校、报刊和影视一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源源不断的完成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我的结论是：知识分子与传统意义上的专家（specialist）有很大差别。他们不仅是垄断知识的人，并且通过教室、媒体、报刊、教会等手段，控制着思想和观念的再生产。一个知识分子同时也是政治活动家、立法者、社会实践家和阶级斗争参与者。为了更好的说明这一结论，我将首先阐述目前教育界和科学界已有的一个广泛的异化网络。我将其称为学科主义。
02
学科主义、反学科与革命的知识分子
任何一个在现代社会中经历过义务教育的人都知道，大学和研究所中的科学研究过程被分为种种学科，各个学科之间具有严格的定义与明确的界限，并且通过层层考试与分数来决定学生的水平高低。这一现象对于许多人来说是最为普遍和最为稀松平常、司空见惯的常识了。
常识！这个历史的书橱，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所创造出来的一系列防御工事中最根深蒂固的那一部分了。为了破除群众心中的种种偏见、歧视和认为现代社会的一切事务全部“自然且永恒”，仿佛它们今天在这里存在着，今后也会永远存在的观念，不知道付出了多少流血牺牲。
事实上，我们只要稍微观察便可知道，学科主义不过是人为的事情，并且不过是当前历史语境下“暂时”存在着的事情。把人类迄今为止以来的一切科学分类为一个个小房间，并以此让学生们限制在每个自身狭窄的领域，而对另一领域不闻不问，这样的方法产生了多大的危害。正如保罗·皮克纳所说：
“除非脱离纯粹正式的、统计式的教育的衡量标准，很清楚，现代社会生产的只是异化的、私人化的、以及非文化的专家大军，他们只在定义明确的狭窄领域里显得渊博。这种专业的知识分子，与传统意义上的关心整体问题的思想家不同，他们正在大量出现，以操作日益复杂的官僚的和工业的机器。而它的理性在品格上是工具性的，因此只适于完成部分任务而不能解决社会组织与政治方向中的根本性问题。”
鉴于已经有不少知识分子批判过工具理性主义的种种异化，我在这里不对专家们做出更多阐释，而只观察“学科化”对社会学科与人文学科的影响。第一，用自然客体来界定一门学科，包括简单的划分它们的界限，譬如文理两科——这种方法缺乏说服性。一种特定的文本可以被多个学科纳入分析范围中，譬如《1844年经济学手稿》既可以被政治经济，也可以被哲学与语言学研究。一种科学产出在许多情况下并不是仅仅由某一学科单独产出的。杜威·沃森是分子生物学家，而弗朗西斯·克里克擅长物理实验；曼哈顿计划由一系列数学家、物理学家、工程师和化学家展开；尤为重要的一点是，各学科自身处在不断运动和变化的阶段，包括它们的研究范围、对象、方法和结构。一些新兴学科近年来异军突起，另一些传统学科却趋于消亡。
学术研究存在一系列标准化和同质化的方法，这些方法针对特定的问题，倾向于用传统的理论和狭窄的视野将研究限制在一个小小区间上。只有遵从这些主流学术话语的规范，一个研究者才能被称为专业的。所有这些话语结构不过是为生产大批专家服务的。
在这里，我并没有否认学术规范本身在自然科学范围内发挥的作用。的确，只有实行这一系列规范，学术偏差才能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我所批判的是这样一种广泛存在的倾向：拒绝批判性和自我否认的语句，尽力摆脱自身的历史与自然背景，将研究者限制在象牙塔内而拒绝社会实践——即与公众领域隔离开来。
大学是学科化的主要阵地。主流的大学每时每刻都在生产大批脱离群众的、异化的、无意识的专家群体，这些专家又反过来保卫学科化和统治阶级。保守的知识分子们作为主流阶级意识形态的再生产的保障人员，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创造了一系列有利于统治阶级的政治的和经济的观念。复述唯物主义的古言古语，彻底抛弃马克思主义中作为行动指南的那部分，是这类人的最常见的特征了。
在这里，我们已经看到了革命的知识分子与专家的第二个区别：一个革命的知识分子必须进军公共领域，即使这些公共领域是学科化的。必须将自身的所学与社会实践广泛结合起来，前往媒体、报刊、影视、网络等等结构，广泛地进行反学科的斗争，并以此培养被剥削阶级的阶级意识。
我们的工作不是私密的，而是社会的；不是为某些特定问题服务的，而是为整个社会的进步服务的。一个革命的知识分子应当在否定与怀疑中前进。他认知，分清社会结构的本质，时时刻刻为着反对学科主义，反对目前为剥削阶级所服务的学术规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生产出一系列与群众相结合的，与公众领域接轨的学会、研究协会、学术联盟甚至政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