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革命早期，毛泽东因为学历和资历等原因，一直被党内的大佬边缘化，他的正确意见不被重视，不被采纳，甚至他本人受到莫名的打击和处分，而党内最典型的六次“反毛”，都导致了严重的后果，使革命事业损失惨重。

　　第一次“反毛”，当事人是湖南特委周鲁。湖南特委负责人周鲁以中央的名义，开除毛泽东的党籍（后证实，中央只是撤消毛泽东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罢免毛泽东前委书记职务，降职为师长，并拒绝采纳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悍然把井冈山的红军主力全部拉出去支援湘南暴动。

　　红军主力外出，导致井冈山防御空虚，苏区被国民党军队乘势进攻并占领占长达一个月。在此期间，支持红军的百姓遭到血腥屠杀，各村基层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农委会成员被杀害。据史料记载，苏区死亡进步群众近两万。而支援湘南暴动的行动，也因盲动而以失败告终，朱德率残部撤回井冈山。

　　第二次“反毛”，当事人为湖南省委特派员杜修经。杜修经也是一个典型的书呆子，他不做调查研究，不顾当时的严酷现实，带着省委指示的信件，逼迫毛泽东率军攻打大城市。杜修经鼓动28团、29团“打回老家去，回家割稻子”，还撤销了毛泽东前委书记的职务，推选陈毅接替毛泽东的职务。

　　结果，29团官兵全军覆没，28团折损绝大多数，仅萧克一个连一百多人突围撤走。毛泽东因援兵不至，寡不敌众，被迫转移后撤。井冈山根据地重新落入国民党军队手中，又有三万多群众死于敌人的屠杀，这次事件被称为“八月失败”。

　　第三次“反毛”，当事人为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刘安恭。刘安恭认为“政治和军事必须分开，毛泽东这个前委书记只能管地方事务，不要插手军队问题”。刘安恭在红军中宣称“毛泽东是反中央派”，并在七大中通过选举的形式，罢免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职位，再次让毛泽东边缘化。

　　刘安恭不听毛泽东的意见，指挥红军冒进出击闽中，在盲目进攻东江战斗中，红军接连战败，刘安恭牺牲，数千将士血洒战场，革命损失惨重，红军军心涣散，几近解散。

　　第四次“反毛”，当事人为以博古、李德等为首的“中央三人团”。“三人团”全面夺权，让毛泽东彻底离开权力中心，第一次提出“毛派”口号，几乎打倒斗死全部“毛派”。

　　蒋介石大举“围剿”井冈山苏区，前三次“反围剿”，在毛泽东的正确方针指导下，红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第四次“反围剿”，朱德等仍然坚持毛泽东的正确作战策略，也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第五次“反围剿”，博古、李德完全摒弃毛泽东的作战方针，中央苏区彻底沦陷，三十多万红军伤亡惨重，仅剩3万余生力军，中央红军被迫长征。根据地群众迎来了惨烈的大屠杀，据史料记载，共计600多万根据地群众被杀戮。

　　第五次“反毛”，当事人为第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中央红军经过艰难险阻，翻越夹金山，走过毛尔盖沼泽地，已经成为疲惫之师。而此时的张国焘率领的四方面军兵强马壮，他野心膨胀，觊觎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他声称追究丢失中央苏区的责任，倚仗手中的军事实力，伸手向中央要权，企图分裂红军，自立中央，并宣布以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非法。

　　毛泽东顾全大局，率领中央红军迅速脱离张国焘，到达陕北，并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张国焘阴谋败露，一意孤行，率领八万红军“入川”，遭到国民党军队围攻，八万多红军折损一半。红四方面军后又在西征中，遭到马家军围攻，几乎全军覆灭。

　　第六次“反毛”，当事人为从苏联回国，充当“共产国际”代表的王明。王明曾在苏联留学，俄语讲得“呜哩哇啦”，马克思列宁著作学得滚瓜烂熟，受共产国际委托，回国“指导中国共产党”工作。但他权力欲极为旺盛，自视过高，在武汉另搞一套，跟延安的党中央严重对立，企图取代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

　　新四军领导人项英等，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对统一战线过于依赖，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导致“皖南事变”发生。“皖南事变”中，新四军九千多人被八万国民党军队包围，项英牺牲，军长叶挺被俘，一千多人突围，八千多人壮烈牺牲。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主席去世后，那些藏在阴暗角落的阴谋家，乘机煽风点火，鼓噪呐喊，罔顾历史事实，肆意抹黑伟人的伟大人格和丰功伟绩，实际上就是为了兜售自己内心的“黑货”。历史的风雨可以冲刷人为的尘垢，使历史人物和事件恢复本来面目，孰是孰非，历史的评价最为公正。

　　周总理曾经任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深受老蒋的器重，而彼时毛泽东只是国民政府的“代理宣传部长”。“南昌起义”后，共产党人创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而周恩来是主宰红军的“三人团”核心成员，毛泽东则是经常被边缘化的人物。遵义会议后，中央才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在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生死关头，那些共产党元老们都一筹莫展，甚至毛泽东使出“四渡赤水”的时候，被称为军事奇才的林彪还是一头雾水。“西安事变”的处置，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抗战即将胜利时未雨绸缪派遣林彪到东北建立政权，以及和蒋介石集团彻底决裂，后来顶着美国和苏联的巨大压力，喊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决策者，哪一个不是伟人？

　　新中国成立后，抗美援朝的决策，在中央里，毛泽东是绝对的少数派，但是他洞察一切，通观全局，还是拍板了。周总理曾说过，当时这个决策他也想不通，但他有一个经验，凡是重大决策，毛主席总是对的，所以我就支持他。

　　有人不免要问，为什么毛主席总是对的？毛泽东曾是一个农家子弟，仅仅上过私塾和几年长沙师范，当时有名的大学北大、清华都与他无缘，更没有留洋经历，更谈不上硕士博士学位。他的所有智慧，以及后来的“毛泽东思想”，都是在实践中产生的。有人说，革命实践大家都参加了，为什么伟人会产生“毛泽东思想”，而大多数人则没有？

　　用现实来回答这个问题很有力度。学历很高的瞿秋白、博古、李立山等，丰富的书本知识禁锢了他们的思维，使之不能适应千变万化的世界的发展和变化，所以每当到了关键时刻，书生们总是手忙脚乱，束手无策。而毛泽东可能没有他们的书本知识多，也不会说几句外语，但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研究真实的世界上，研究它们的本质、变化和发展前瞻，更加上毛泽东本人性格的刚毅、观察事物方法的独到，思考问题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常人不能及的，更是书本和学校学不来的。因此，在关键时刻，他的决策往往不同与大家，但他是对的。

　　老人家去世后，有的人认为，世界变了，环境变了，毛泽东思想也随之过时，于是社会上刮起一股股否定伟人，甚至抹黑、污蔑伟人的妖风。假如说，这些人一帆风顺，也许人们会认为毛泽东真的过时了，但实践证明，那些自以为是的人，碰了不少壁，栽了不少跟头，甚至被碰得头破血流。

　　“自力更生”是伟人提出并身体力行的，新中国前三十年，我们和世界隔绝，但我们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一些人一厢情愿地认为，和美国搞好关系，融入到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中，我们就会有一个大发展。大飞机项目废弃了，光刻机、高端芯片项目废弃了，结果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时刻，美国对中国下了毒手。

　　“又红又专”是伟人时代对人才的要求，现在我们再看这些读书人，谁读书是为了“中华民族之崛起”读书的？结果北大、清华等名校的学生，大多都去了美国和其它发达国家，成为美西方科技发展的中坚力量。最终，中国政府花费巨资培养的人才，却大多成了扼住中国发展咽喉的利器。一个事实摆在国人面前：中美科技战中，扼住中国喉咙的不是美国人，而是到美国留学的另一部分中国人！

　　这个不说了，更让人难堪的是，一些公费留学的人，不仅不回国为国效力，反而成了美西方遏制、抹黑中国的爪牙。最有名的是那位长得歪瓜裂枣似的余茂春，曾是南开大学公费留学生，为了功名利禄，不惜出卖灵魂，当了美国反华势力的帮凶和走狗。

　　因为这个思潮的泛滥，国内各级教育机构，在培养学生的时候，都是过于强调“分数”“成绩”，而忽略了学生的个人品质以及思想素质，最后可能会当一个官员，但只要一有机会，他会马上蜕化成一个面目狰狞的贪腐分子；会成为一个医术高明的医生，但只要有机会，他会立刻蜕化成一个害人性命，谋人钱财的宵小之徒；可能也会成为一个高级工程师，但只要有机会，他会为了一沓美元，把国家机密出卖给敌国。

　　伟人去世半个世纪了，但他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毛泽东思想”永不过时。继承发扬毛泽东思想，不是死搬硬套记住毛泽东的几句语录，把毛泽东思想的整体性割裂开来，片面去理解，而是学会伟人的洞察事物本质的方法，学习伟人历史地、全面地、系统地，发展地认识事物、解决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毛泽东思想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谁想因一己之私，再次挑起“反毛”的妖风，注定会输得一败涂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