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虽然社会风气开始败坏，但是并没有冲击到工人的饭碗，人们的生活还是不断得到了改善。

　　记得我结婚的时候，父母给置办了一套家具，买了一辆自行车，还有锅碗瓢盆等生活用品。

　　那个时候，青年人结婚基本都是这个“配制”，因为每家的收入大体相同。所以，年轻人除了比较家具的款式，并没有更多的奢求。

　　在现在的年轻人眼里，这种“配置”简直是最低的版本，但在那个时候已经是相当满足了。父辈们都说：你们赶上好时候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可强多了！

　　社会是发展的，我们的生活比父辈强，而父辈的生活肯定会比旧社会好。有些人总拿现在的生活水平跟“前三十年”作比较，这是典型的混蛋逻辑，如果拿“前三十年”的水平跟旧社会比，不照样强得多吗？

　　那个年代留给我最深的记忆，不只是物质上的满足，最重要的是精神上的无忧无虑，没有现在年轻人头上的“三座大山”，医疗、养老、子女教育都有保障，更没有失业的后顾之忧。

　　所以，工厂里的各种活动我们都积极参加，尽管工作很紧张，但下了班，骑着自行车带上女朋友，去看电影、滑旱冰、跳交谊舞，甭提多开心了！

　　转眼几十年过去了，但当时的情景却历历在目。

　　记得每到节假日，公园门口都熙熙攘攘，卖冰棍的、卖冷饮的、卖玩具的小贩站在路边，叫卖声此起彼伏。小孩子们总会被吸引，缠着爸妈索要。公园里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娱乐项目，只有套圈、划船、碰碰车等，大人孩子会在里面玩得不亦乐乎，不时发出阵阵的欢笑。

　　过年过节的时候，马路上会出现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年轻人一大早便会骑上自行车，前梁上坐着孩子，后架上坐着媳妇，车把上挂着两包点心，一路哼着流行歌曲去拜见丈母娘。

　　那个时候跟现在一样，发了工资如数交到老婆手里，而且还没法“贪污”，因为每人的工资是死数，人尽皆知。但是，奖金是活的，每个月发多少没有定数。所以，每当发了奖金，也会约上几个要好的工友，找个小馆子喝上几杯。

　　工人陶醉在越来越好的生活中，并不知道某层面却风起潮涌，给企业“松绑”的呼声不断。所谓的“松绑”，说白了就是实现政企分开、党政分开。所谓政企分开就是政府机关不再干预工厂的生产经营，企业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党政分开则是党委不再参与生产经营，厂长一个人说了算。

　　当时，各种媒体也推波助澜，记得有位厂长在接受采访时振振有词，说：市场形势瞬息万变，每一个经营决策都要经过党政研究，等研究出了结果，黄瓜菜都凉了。

　　当时，许多人都觉得这个说法很有道理，市场经济就是灵活多变的，如果延用僵硬的决策机制，很可能会贻误商机。

　　那个时候，许多工厂的书记和厂长都明争暗斗，互不相让。大概是1984年，国家正式发话：由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改为厂长负责制。从此，厂长便成了工厂的大家长，所有生产经营决策都是一个人拍板。

　　渐渐的，人们看出了名堂，所谓的“松绑”其实就是取消监督。结果也正是如此，国家给企业“松绑”以后，企业腐败便正式“登场亮相”，而且大有后浪推前浪的气势。

　　当时，有工人大发感慨，戏谑说：“儿媳妇想偷汉子，如果有婆婆盯着，也是有贼心没贼胆！”

　　那个时候，真是乱糟糟的，想不起是什么时候，社会上又刮起了“国退民进”的大风，好像说的是国有产权交易出让，鼓励民营企业大力发展。

　　记得当时周边的农村，作坊式的纺织厂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当时，他们没有技术，便到国有大厂出高价挖人才，雇佣技术工人给他们安装、维护设备。

　　当时，人们都很羡慕这些人，都说他们挣了大钱。

　　可别小看这些作坊式的小厂子，他们靠着各种优惠政策和低成本的优势，与国有企业抢原料，争市场，形成了强大的竞争力，把国有企业搞得非常狼狈。有些底子薄的企业，被挤兑得难以为继，只好关门停业。大概从那个时候，有了工人“下岗”这个词。记得当时有工人看着紧闭的企业大门自嘲：“当年的摇钱树，今天的苦菜花！”

　　其实，那个时候人们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实质上是某些人在布局，等把国有企业挤得七零八落以后，便有了攻击公有制的借口，而且可以趁机侵吞国有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