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多年前，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有着共同命运的国家之间，爆发了一场本不该发生但却让世界为之瞩目的战争——边界之战。战争的结局是：中国军队全歼印军两个旅和三个旅的大部，毙伤、俘虏印军准将旅长豪尔·辛格和达尔维及以下官兵8700余人，并且把印军赶回到两国传统边界线印方一侧，之后，脱离与印军的接触，主动后撤到1959年11月7日前双方实际控制线中国一侧20公里以内地区，以大获全胜，结束了这场战争。
这场两国人民都不愿意看到的战争，为什么会发生，其背后折射着较为复杂的历史原因，这些因素促成和导致了这场战争，它的阴影至今仍在影响着两国的关系。今天，当我们穿越时空隧道，进入到当时的历史大背景之中来看这场战争，一幅较为清晰的脉络图便会显现出来。主观上毫无疑问是印度尼赫鲁政府的侵略扩张政策所为，但客观上我们不难发现除了美、英两个殖民主义者赤裸裸地以大量的武器和作战物质援助印度以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老大”，而且是与中国有着《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的苏联，积极参与其中，且不顾条约地约束，极力支持印度，为印度与中国开战推波助澜，是导致这场战争发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苏联对印度的支持和援助，让中国始料未及。这主要是在这一时期，苏联除了要和美国搞和平竞赛讨好美国以外，还由于苏共和中共之间发生了分歧，导致了两党两国关系的破裂，致使苏联倒向了支持印度的一边。赫鲁晓夫上台后，苏共便在社会主义阵营内以老子党自居，在国与国之间实行大国沙文主义。他不能容忍中国的不顺从，他要给中共以难堪和教训。因此，他便通过向印度提供大量的军援和贷款，来拉拢和讨好印度，企图通过印度与中国交战，使中国在战场上失利，转而有求于苏联，达到他所说的要重新把中国拉回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来的目的。其次，对社会主义阵营内其他“不听话”的国家，还可以起到一个敲山震虎的作用。赫鲁晓夫可谓颇费了心机。
印度不断在中印边界寻隙制造事端，无疑给赫鲁晓夫提供了打压和“教训”中共的一个契机。
（一）
中国和印度都是世界文明古国，两国有着传统的友谊，和近1800公里长的边界线。印度被英国殖民者统治长达二百年，中国人民也有着百年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屈辱历史，从共同遭遇都相同这一点来说，中印两国人民痛恨侵略渴望独立和平的感受应该是相同的。再就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来说也是很友好的，早在1940年11月2日，作为印度国民大会主席的尼赫鲁，被印度政府逮捕入狱，在延安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闻讯专此致电表示慰问，尼赫鲁对此非常的感激，之后，两党领导人之间也一直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基于这两点，两国不但应该和睦相处，还应该共同合作，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摆脱了殖民统治以后的印度，为独立自主发展国家，奉行了不结盟的国策，不参加国际军事集团组织，应该说是选择了一条符合自己国家实际的道路，尤其是后来与中国共同倡导和制定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更是赢得了世界的赞誉，也提升了印度的国际地位。然而，正是在这个光环的掩映下，尼赫鲁这个貌似斯文的梁上君子，他的个人野心也随之逐渐地显现了出来，他正在把这个刚走上独立发展道路的印度带入一条死胡同。为了实现“大印度联邦”的梦想，他竟撕下了“中立”、“不结盟”的华丽外衣，干起了“明掠暗窃”的勾当。先后与邻国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地区大打出手；之后又派军队进驻锡金，把锡金变为了自己的保护国，直至后尼赫鲁时代终将其变为了印度的一个邦。对中国则是采取了偷窃加蚕食的手法。这让人们一下子看穿了他的本质，看穿了他原本所标榜的一切只不过是在作秀而已，他的背后隐藏有更大不可告人的目的和企图：他就是要明目张胆地侵吞邻国的领土。
尼赫鲁政府在面对和处理殖民主义者遗留给印度与邻国的边界问题时，不仅不尊重历史事实，也不遵守自己亲自倡导和制定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寻求通过谈判方式来和平解决，而是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赤裸裸地对邻国提出无理的领土要求。它不但完全忘记了自己曾是一个长期遭受殖民主义者奴役的国家，反而却继承了殖民主义者的衣钵，由一个受人欺负的人变成了一个欺负别人的人，其霸道和扩张的本性在世界面前暴露无遗。这样的一个嬗变令全世界为之愕然。印度的行为，不仅一下子吸引并聚焦了东、西方两大阵营的目光，让它们看清了印度政府标榜自己所谓“中立”的真实本质，也使中国更进一步清楚地认识了印度。即便如此，中国政府在处理与印度的关系时，仍然对其持以友好的态度。
印度蜕变的过程，人们不难从尼赫鲁早年写的书中寻找到答案。
早在1934年尼赫鲁就在他的自传中写道：我对未来远景的看法是这样的，我认为将来会建立一个联邦，其中包括中国、印度、缅甸、锡金、阿富汗和其他国家。后来他又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做了修正，把他的大印度联邦定格在印度洋地区，东南亚和中亚西亚，而印度必将成为该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尼赫鲁甚至狂言，印度将来独立后，要成为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从非洲阿拉伯海地区一直到东南亚，这个地区将来是要以印度为政治经济中心的。从尼赫鲁狂妄的言行中，让人们视乎看到了一个亚洲希特勒的影子。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印度摆脱了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统治，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后，尼赫鲁便开始了他不动声色的对外扩张。这个有着强烈狂妄民族扩张主义思想色彩的尼赫鲁，虽然明知将整个中国纳入他的联邦版图那是痴人说梦，但对中国的藏区（含西藏、青海、云南、四川等地区）却早已是垂涎三尺，他妄想使这一地区成为他“大印度联邦”的一部分。即使这个大藏区的美梦不能实现，他也要想方设法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使西藏成为由印度掌控的，横亘在中国和印度之间的一个缓冲国（附属国）。在这个图谋仍不能得逞时，他就极力地阻挠中国政府在西藏行使主权，妄图让中国政府接受一个由他培植的名义上仍属中国，而实际上管辖权却是由印度来支配的西藏傀儡政府，这样就可以继续维持印度在这一地区所拥有的特权。至于边界线的划分，尼赫鲁则完全漠视中印传统边界线的事实，断然以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来划定两国东段的边界，这就是尼赫鲁的如意算盘。据此，尼赫鲁正一步步朝着自己的“既定目标”向前推进。
1949年元旦，毛泽东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号召人民解放军把解放战争进行到底。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指日可待，人民解放战争已是势如破竹，势不可挡。此时虽然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问题还没有纳入中共领导人的议程，但当年红军长征途径藏区，尊重僧俗和广大藏族群众，赢得了他们拥护和支持的作法，不仅让毛泽东对解决西藏问题有了一个大致明晰的轮廓，也有了解决好这个问题的信心。2月，他在和苏联特使米高扬在西柏坡的谈话中曾谈到过西藏问题，他认为虽然西藏问题比较麻烦，但也并不难解决。其原因主要是交通困难，大军行动不便，尤其是一个长期受宗教控制又政教合一的民族地区，因而任何事情都要循序渐进，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不能操之过急，否则会适得其反。应该说基于当时解放战争的进展情况，及藏区人民对共产党和解放军都还比较陌生的情况
下，毛泽东对解决西藏问题的战略分析和定位是十分准确的。
然而，后来的一件事却促使毛泽东改变了原来的想法，这就是发生在拉萨的“驱汉事件”。1949年7月8日，在印度的支持下，西藏噶厦地方政府派出了一支全副武装的藏军将国民党政府驻拉萨办事处团团围住，并限令办事处人员两周内离开西藏，当时噶厦地方政府的首席噶伦然巴对办事处主任陈锡章说：国民党在哪儿，共产党就打到哪儿，为了阻止解放军进藏，因此噶厦决定，国民党政府驻藏办事处人员一律限期离开西藏。一时间，不仅拉萨，而且拉萨以外的西藏各地，立即刮起了一股驱除汉人的风潮。对于在大陆行将寿终正寝，已处于风雨飘摇中的国民党政权，此时根本无力顾及在藏办事处的机构和人员，在压力和无奈之下，国民党政府驻藏机关的官员、家属及其他人员总共二百多人，不得不于11、17、20日，分三批经往印度，再由海路返回到内地。印度当局和西藏地方政府满以为赶走了国民党（汉）人，撤走了国民党驻藏机构，共产党军队就不会进军西藏了。它们把人民解放军肩负着解放全中国的使命矮化为仅仅是为了赶走国民党政权，以为西藏已没有了国民党的机构和人员，照此逻辑推理，视乎解放军也就没有理由非要进军西藏了，至少可迟滞解放军进藏的步伐。它们以为只要能阻止住解放军进藏，接下来，就可顺利且稳步地实施着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的阴谋。
在驱走国民党（汉）人以后，接着，在印度支持下的西藏噶厦地方当局便草拟了《西藏独立宣言》，并组成了所谓的“亲善代表团”分别到美、英、印度、尼泊尔等国游说，寻求他们支持西藏独立。针对印度和西藏噶厦地方政府的所作所为，远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已敏锐地觉察到了事态发展的严重性，为避免夜长梦多，尽快填充中央政府在西藏没有机构及人员而出现的政权真空，于是立刻着手考虑如何早日进军西藏的问题了。在经过全面评判分析之后迅速作出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决定，并让西北、西南两个军区立即着手做着进藏的一切准备。至于什么时间进藏，以什么方式进藏等，要根据形势的变化，另做部署和安排。
1950年年初，毛泽东根据彭德怀的建议，评估和权衡了从西北、西南两个方向进军西藏的利弊等因素，最终决定将进军西藏的重任交给了西南军区。刘伯承邓小平亲自点将，让能征善战的爱将张国华、谭冠三率领第18军部队入藏，完成进军西藏的任务。为保证进藏部队人员装备齐全，且编制满员，刘、邓首长还特意让其在二野的六十万部队中挑选出精锐的三个师，组成一个三万人的进藏大军，开赴西藏。然而，张国华没有动心，他舍不下自己的部队，仍决定带领他钟爱的52、53、54三个师，踏上进军西藏的艰辛征程。尽管如此，二野领导仍从各部队抽调了九千名干部战士补充到了第十八军。贺龙还提出进军西藏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要挑选最好的人马、物资、武器给十八军。
在战略上，毛泽东采纳了刘伯承、邓小平的建议，在第18军由川康方向进军西藏的同时，再由青海、新疆、云南各派一支部队配合向西藏进发。3月4日，就在毛泽东回到北京的同一天，第18军在四川乐山举行了进军西藏誓师大会，随之全军开始了向西藏的进发。7月初，第14军126团先遣营抵达迪庆，7月末，第1军骑兵支队进抵玉树，8月底，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先遣连也已到达阿里地区，进军西藏之合围态势已初步形成。毛泽东还特别指示进藏部队，“一边进藏，一边修路”，并规定了“进军西藏，不吃地方”，不扰百姓，一切人员必须尊重藏族群众，及他们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等纪律。以此来赢得广大藏族群众和僧侣的支持，有利于扩大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孤立西藏上层少数反动分子。在各路大军进军西藏之时，中央也明确提醒并告知西藏地方政府，解放军进藏是不可阻挡的，它将解放全国领土，完成统一祖国的伟大事业。同时中央真诚邀请西藏地方政府派人来北京进行谈判。
当时，西藏地方政府的态度尚处于观望之中，虽然印度和西藏上层少数反动分子一再阻扰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对话，但迫于形势发展的压力，西藏地方政府还是勉强派出了和谈代表，只不过磨磨蹭蹭，有意拖延，不那么痛快和情愿。就在西藏地方政府派出的代表团取道印度赴京途中，朝鲜内战爆发。这个与中国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谈判毫不相干的突发事件，让尼赫鲁误认为这是上天给了他一个阻饶西藏地方代表团与中国中央政府谈判的天赐良机，他认为中国必然要全力应对朝鲜内战和台湾海峡，暂时会无暇顾及与西藏代表团的谈判，因而，他便要以此来试探和挑战一下中国政府的态度，然后作出相应对策。印度政府随之以种种理由阻扰西藏代表团赴京，印度驻华大使利用代表团在印度之际，竟毫不掩饰地向中国政府提出，要求谈判在印度举行。尼赫鲁的险恶用心分明是要把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谈判升格为“国与国”之间的谈判，这是中国政府绝对不能容忍的。印度的行为立刻遭到了中国的断然拒绝。中国政府的态度十分明确，谈判的地方不能在中国以外的任何地方，只能是北京。并限期代表团9月20日前到达北京，同时宣布解放军已经开始进军西藏。
由于印度的怂恿和阻扰，西藏地方谈判代表团迟迟不来北京，对此，中国政府照会印度政府：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西藏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任何人不得干涉，无论西藏地方政府是否愿意谈判，以及谈判的结果如何，解放军进军西藏保卫边疆是坚定不移的方针。10月11日，毛泽东又在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关于印度对西藏问题态度》的报告上批语外交部：应告袁大使，西藏是中国领土，西藏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首先希望不经战争进入西藏，故要西藏代表团九月来北京谈判，该团故意拖延，至今尚未动身。现人民解放军已向昌都前进，数日内可能占领昌都。如西藏地方政府愿意谈判，代表团应速来京。毛泽东态度是非常之明确，原则问题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1950年4月1日，中国和印度建立了外交关系，印度当时虽也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实际上却是说一套做一套，先暗后明，最后完全公开地支持藏独，干着分裂中国的图谋。对于印度玩弄的两面派手法，中国在综合考虑新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当时国力等因素，尤其考虑到西藏交通不便以及民族问题，又考虑到西藏长久以来与英印政府的历史、地理等“特殊关系”，因而对印度还是采取了友善和友好的态度。然而，当解放军进军进藏时，尼赫鲁却表现出了非常的不满，公开表示反对，除极力阻挠西藏地方政府派出的代表团来北京谈判以外，还支持鼓励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对抗。为阻止解放军进藏，印度派出了军事顾问和指挥人员，帮助藏军设立电台，搜集情报，调援军火等，并参与实施军事上的组织指挥。当看到解放军第18军主力部队准备进军昌都时，他们紧急调兵遣将，纠集了8个团的藏军，部署在了金沙江西岸，妄图凭借金沙江天险，封堵和关闭入藏的大门，以达到阻止解放军西进之目的。为了打破这一企图，解放军背水一战，随即进行了昌都战役，最后以歼灭藏军主力5700余人的胜利，解放了昌都。不仅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也让西藏地方政府和藏军见识了一下正义威武之师的厉害，不得不重启与中央政府的谈判，也给了印度一个有力的回击。
1951年2月，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了以维护祖国统一的爱国人士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全权代表的代表团，前来北京与中央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经过一个月七轮的谈判，双方达成了共识，终于实现了1951年5月23日以李维汉为代表的中央政府，与以阿沛·阿旺晋美为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签订。签字仪式于当日下午4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朱德、李济深、陈云、李维汉四位中央代表分别在协议上签了字；阿沛·阿旺晋美、登增顿珠等五位西藏代表，使用着书写藏文所特用的竹笔分别在协议上签了字。至此，自清末以来西藏同中央政府关系危若垂丝的历史，以《协议》的诞生和而后的落实，而宣告结束。根据协议之要求，解放军加快了进藏的步伐，1951年10月26日，第十八军官兵扛着红旗，举着毛泽东朱德的画像，威武雄壮地开进了高原拉萨古城。
1951年年初，中国军队由于在朝鲜投入了较多兵力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无暇顾及西南边陲，为稳定西南局势，毛泽东以争取赢得政治外交上的优势和主动，来弥补军事上暂时的劣势和被动，同时也给西藏地方政府传递出中国与印度还是友好的信息，意在打消他们妄图依靠印度来实现独立的梦想。毛泽东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出席了印度驻华大使国庆招待会，与印度各方人士进行了友好的交谈。为缓解印度当时国内的粮荒，中国政府还在自身粮食已经很紧缺的情况下，向印度政府提供了66万吨的大米。中国政府的姿态，赢得了印度人民普遍对中国人民的好感。然而，令中国政府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尼赫鲁在用中国援助的粮食填饱了肚子的同时，已经把双脚踏进了中国的后院。他竟乘中国的注意力集中在朝鲜之际，派兵占领了一直由中国西藏地方政府管辖的达旺地区，两年后藏南的大部分地区近乎被印军占领。之后，印军相继在两国边界的东段占领了中方9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中段侵占了阿里地区中方2千平方公里土地，对西段一直由中国有效管辖下的阿克塞钦3万多平方公里的地方，也提出了领土要求。这个“农夫与蛇”的古老中国典故，竟然在中印两国之间被演绎了一回，而且被演绎得淋漓尽致。
在占到了“大便宜”以后，尼赫鲁更是胆大妄为，进寸得尺。1954年印度竟然不顾事实，公然修改官方地图，单方面把两国边界东段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作为已定国界，并依此与中国摊牌，逼迫中国就范。之后，尼赫鲁甚至更骄狂地提出了所谓的“前进政策”，其目标就是要侵占更多的中国领土。印军不但把自己的哨所尽可能多的建在了中国控制的地区，而且还有意在中国哨所之间建立起印军的哨所和巡逻队，与中国哨所形成犬牙交错之对峙态势，拖拽遏阻中国军队的行动，在其具备了足够的实力后就可一举赶走中国军队。尼赫鲁认为“前进政策”是非常稳妥和有效的，它既可避免冒直接发动战争的危险，又可为“发展边远地区”提供最佳途径。在“前进政策”指导下，印军开始了在中国边境的不间断的蚕食和挑衅行为，以致发展升级到后来两国在边界的全面战争。对于印度不断侵略扩张行为，中国政府曾多次提出谈判解决边界问题，但都遭到了印度的回绝。
长期以来，印度一直在大力支持西藏上层反动分子，给成立不久的中国政府制造了许多麻烦。印度的所作所为，为被他煽动唆使，总想着独立的西藏当局上层中的反动集团，增加了与中央对抗的筹码。由于印度的支持，西藏地方当局的上层势力，始终不情愿真正接受十七条协议，他们不仅明里暗里制造各种矛盾，还对进藏部队采取了困饿政策，妄图饿跨饿跑解放军。由于解放军严格执行毛泽东“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进藏政策，在一天仅有四两口粮的情况下坚持了两年，发展到后来一天也只能吃到二两，且主要以青稞、豌豆为主的境地。面对生存困难的考验，广大官兵发扬南泥湾精神，开荒种地生产自救，站稳了脚跟，仅1952年就开荒一万亩，到了六十年代，部队的副食就能基本上自给，使得那些妄图通过饿困进而赶走解放军的图谋没有得逞，稳定了西藏的局势。
为适应并稳定西藏的形势，1952年2月10日，中央政府代表张经武宣布了中央军委的命令，决定成立西藏军区，并任命张国华为司令员、谭冠三为政委、阿沛·阿旺晋美为第一副司令员，同时撤销了第十八军的番号。3月间，由藏独分裂分子成立的所谓“人民会议”组织，在藏传佛教“传召大法会”期间，借此在拉萨游行示威，高喊“汉人军队滚出去”的口号，一批武装分子甚至占领了市区周围制高点，驻日喀则的藏军第六团也奉调急赴拉萨，大有以武力赶走解放军的态势。由于解放军早有准备，加之中央政府代表张经武孤身前往布达拉宫与达赖喇嘛严正交涉，使得藏独分裂分子没敢动手，平息了这次事件。
对于印度的行为，中国政府是清楚的，只是由于当时的形势，还没有发展到与之要公开论战的地步。1954年6月，周恩来先后访问了印度和缅甸，发表了中印、中缅两国总理的联合声明，确立了以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基本准则。实际上也是暗语印度政府，西藏是中国的地方，不要插手西藏问题。同时，也在打消达赖喇嘛对印度依靠的心里。
1956年4月，中央决定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为的是应对变化着的形势，同时逐步推进西藏民主改革的进程。9月4日，毛泽东根据达赖喇嘛给自己写信，反映民主改革中的有关情况，中央随即发出了《关于西藏民主改革问题的指示》。强调西藏的民主改革，要采取和平方法进行，要由西藏人民和公众领袖，按照他们的意愿去做决定。毛泽东在国务会议上公开向全世界宣布：对西藏实行六年不改的方针。如果到了六年条件不成熟，还可以延长。这就为西藏当局上层那些对民主改革感到不安甚至抵制的人吃了个定心丸。为应对藏独活动，稳定西藏上层人士的情绪，让更多的藏族干部参与各项工作，做好民主改革的宣传和准备工作，中央决定在西藏的人员、机构、财政大下马，人员要坚决撤回内地，并在1957年3月19日作出了《关于今后西藏工作的决定》。随之开始了大范围的裁减工作，总计减员四万五千人，地方工作仅保留了三千七百多人，部队也只保留了一万八千人。
然而，中央对西藏的方针却被西藏地方政府所误判，它们认为中央减少了工作人员和部队，这正是图谋武装叛乱的大好时机。在印度的支持下，1958年春，青海、甘肃、四川等藏区相继发生武装叛乱。1959年3月，又发动了以拉萨为中心的武装叛乱，叛乱分子向拉萨的人民解放军发起了全面进攻，解放军反击后，达赖喇嘛等人也逃往了印度。当达赖喇嘛流亡到印度，刚刚在一个山区避暑胜地住下时，尼赫鲁马上就去拜访他，表示了对他的同情，并向其允诺，印度将不再遵守它不让达赖喇嘛从事政治活动的保证。达赖喇嘛随即在六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了成立西藏流亡政府。当达赖喇嘛抵达新德里后，印度政府不但按照国家元首的礼遇迎接了他，允许达赖喇嘛在印度进行一系列的反华宗教活动，而且还与其一起在印度国内掀起了一场声援“西藏独立”的反华浪潮，印度各城市也举行了声援西藏叛乱集团的反华示威游行，在孟买，印度社会党在该市组织了一群人，将毛泽东主席的肖像贴在中国总领事馆的墙上，向肖像上乱掷鸡蛋和西红柿，中国对之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为显示对达赖喇嘛的支持，与此同时，印度便又在中印边界地区开始了有目地的挑衅活动。1959年4月25日，印度派兵越过麦克马洪线，侵占了该线以北的朗久地区，4月28日，又侵占了塔马墩，8月13日，侵占了兼则马尼，随之在这些地方相继都建立了哨所。1959年8月25日，印军向中方驻朗久附近的工作队人员开枪射击，遭中方还击后2人毙命，于27日印军撤逃，这就是在中印边界东段朗久地区发生的新中国成立以来两国的第一次武装冲突。为了掩人耳目欺骗世界舆论，印度采取了恶人先告状的做法。第二天，印度政府就立即照会中国政府，不但不承认是印军进入到了中国境内，向中方人员开枪的事实，反而指责中国侵略印度。为回应印方的诬蔑，将事实真相告知于天下，中国政府也郑重发表声明，说明了事件的原委。10月20日，印度又在两国边界的西段挑起了空喀山口事端。印度政府的这些挑衅行为就是要在世界面前制造中国政府不仅“驱赶”藏人，还在中印边界制造事端的假象，干扰和混淆舆论视听，达到他通过搞藏独进而侵占中国领土之目的。面对印度方面的不断寻衅滋事，中央高层保持了超常克制的态度，中央在杭州召开的高层会议上，毛泽东还是主张“先礼后兵”，“退避三舍”，认为还是要跟印度搞好关系，因为当时我们的敌人是东面的美国、日本及蒋介石，印度是我们的朋友，但同时又提出了做好边境斗争的策略和准备。周恩来也一再写信给尼赫鲁，希望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但尼赫鲁态度强硬，要中国在承认了非法的边界线以后才愿坐下来谈判，拒绝了中国的好意。尼赫鲁不但排除了通过谈判协商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而且对中国提出了新的领土要求。对于中国政府的忍让态度尼赫鲁却认为是软弱可欺，从而更加肆无忌惮，一步步向中国施压。他完全不顾基本事实，硬把一条本来就是殖民主义者强加给中国政府非法所谓的“麦克马洪线”，作为中印两国的边界线，挑战中国的底线。
众所周知，1914年，当时的大英帝国就曾逼迫北京袁世凯政府，接受麦克马洪线，袁世凯都没敢接受，那么，现在已经站立起来了的中国政府就更是不能接受。为达到此目的，尼赫鲁甚至在其国会发表演说时措辞激烈地说：麦克马洪线是我们的边界，我们决不让任何人越过这条边界。这无疑是向中国下战书，已经把中国逼到了悬崖边上，没有了退路。针对印度不断升级的军事挑衅，1961年12月6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声明》，揭露了印度不断侵犯中国领土领空，加强边界军事部署，从拒绝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转向以武力实现对中国的领土要求，希望印度政府改弦更张，放弃无理要求。尼赫鲁对中国政府的声明置若罔闻，继续在边界制造事端，并使摩擦不断地升级。1962年10月，尼赫鲁悍然向印度军队下达了“将中国军队赶出去”的命令。毛泽东说，尼赫鲁已经把刀子架到我们的脖子上来了，就是要杀我们的头了。要我们死，不行，我们宁可站着死，也不跪着死。中国的领土面积，就连小学课本上都写着是960万平方公里，不能在我们的手中变成950万、940万，我们绝不做李鸿章。针对尼赫鲁咄咄逼人的态势，中国政府决心予以坚决反击，10月20日，中央军委给中国边防部队下达了作战命令，中印边界战争拉开了序幕。开战后，中国政府庄重声明，中国军队由于被迫进行自卫还击，因此将不再受麦克马洪线的约束，由于中国军队奋起直追，给了印军以毁灭性的打击，一举将其追赶到了两国传统边界线印方一侧，以小的代价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狠狠地教训了一下尼赫鲁。
中国被迫接受这场战争，实属无奈和迫不得已。毛泽东曾希望通过这场战争能够达到两个目的：一是让边界稳定三十年，二是把尼赫鲁拉到谈判桌上来。显然第一个目的达到了，但是第二个目的没有达到，直到1981年黄华外长才实现了与印度的双边谈判。然而边界确实是稳定了几十年。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