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在抛开其意识形态话语后，我们才可以透析二者作为体制的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样的制度性质。

　　在详细讨论“社”“资”差异之前，必须厘清二者生产目的的本质区别。先说说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的生产是为了追求利润，以资本增殖为根本导向，无论是各种改革的“纵深化”（即对于剩余价值的进一步榨取，例如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扩大化），还是诸多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偏心”，我们都可以明晰这一问题。

　　然后就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第一，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机器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无论是利益取向还是建设问题上都没必要把利润生产放在第一位，因为利润的绝对扩大化生产根本就不是无产阶级的生产目的；第二，无论是从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上来讲（捣毁剥削阶级的“颠倒的”历史）还是从对于生产的“否定之否定”来说（取消掉生产者对生产的间接性掌握），价值规律都完全没有必要居于一种统治性的地位，支配着生产，并使无产阶级以被支配的形式盲目地生产着。

　　这里，集中说一下价值规律的问题，我们可以简单理解其为——“劳动创造价值”，总的来说，就是整个劳动价值论得以存在的社会关系所展现出来的规律。第一，价值规律是商品交换中的规律，无论是从进一步发展生产力，通过生产关系的革命化解决发展问题的角度上来讲，还是从颠倒资本主义的向度上来说，都无法把商品交换视作一种必须承认并永久得到发展的关键，商品交换本身就是亟待消灭的旧的社会关系，更何况其中的资产阶级法权（在商品交换中，买卖双方以“等价交换”为原则，表面上体现自由与平等的法权关系）更是整个无产阶级专政的严肃指涉对象。

　　第二，社会主义是一个过渡性的阶段，是一个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阶段，无论是否承认，在这个阶段，即使当下的物质上资产阶级不复存在，精神上和客观上的产生条件也一直存在着，并且意识形态斗争总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是在政权上的争夺战。以胡风和梁漱溟为例，前者试图通过所谓“传承鲁迅精神”来反对我党在文艺阵地上的正确方针、路线，而后者企图通过打出支持我党在农村的建设红旗来否决党的正确方针、路线。无论是毛泽东时代还是后毛泽东时代，我党都经历过这种严肃的意识形态斗争。

　　此外，我想接着强调另一个问题，这个也是我在《市场社会主义——一场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里看到的。“当人们谈到使整个社会革命化的思想时，他们只是表明了一个事实：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马克思语）”然而其中的辩护者不过只是为改良主义做着辩护，他们甚至自己也没有认识到，这种对于社会关系的工具理性化最终只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完全失序。继而让我们通过历史谈谈看法。

　　如果我们遗忘了历史，历史就会作为最为尖锐的武器刺向我们的后背。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腾飞事实上造成了这样一种言论——“中国如果早点实行市场经济就好了”。我想分两个视域展开讨论，第一，我党的历史决策从来不是什么单纯的意识形态的结果，无论是我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井冈山道路”，还是我党社会主义探索时期的计划经济改革，都不是作为意识形态话语所出现的，而均是从属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客观分析而出现的。

　　“前三十年打基础，后三十年起飞”

　　让我们先从毛泽东时代独特的计划经济说起。大跃进时期，“鞍钢宪法”（“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实行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在当时还并不作为企业管理制度的指导方式，这时大部分企业实质上是采取苏联的“马钢宪法”（“一长制、专家治厂与物质刺激”）。如果有人说前三十年的计划经济是通过“学习”苏联所建设的，这绝对是不合适的，首先是工厂管理制度，毛主义在工业生产上用一个词就可以概括——“政治挂帅”，而彼时的苏联却是“利润挂帅”。再者，当时我国对企业的放贷不是刺激利润，而是进一步节省资源，因为生息资本的回流完全是渺小的，这同苏修对利润的进一步攫取完全不同。

　　与此同时，财政收支权、物资管理权也再次下放。此后，周恩来、邓小平适度加强了中央政府的主导权，但到“文革”结束时，中国已经是一个相当分权化的国家，与苏式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迥然不同。与苏式体制相比，中国成百万中小企业的存在、各地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以及分权的计划体制为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竞争创造了有利的制度条件。除此之外，尽管历经波折，毛泽东时代不仅取得了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见图2），也为改革开放后的高速经济增长奠定了坚实的“硬件”与“软件”基础。

　　——王绍光《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探索，“软”“硬”兼具》

　　中国有着高度分权化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一点是与苏联完全不同的特点。如果我们说，吃了第一口馒头没吃饱，于是又吃了两口才吃饱，但我们总不能说“早知道吃第三口馒头就好了”吧，以此类推，这就是长期养成的一种历史虚无主义习惯造成的后果。（限于篇幅，这里建议去读《中国·政道》当中的“前三十年打基础 后三十年起飞”的原文部分）

　　第二，立足于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与阶级力量的历史情况，无产阶级的政权无法忍耐民族资产阶级篡夺革命果实，并且在一个没有充足的资本原始积累的地方，无论是从农村上通过小农经济强行支撑资本积累，等待着漫长的阶段性发展再完成过渡，通过维护已然是落后的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无疑只会遭临世界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还是说通过发展资本主义来做到达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都是完全乌托邦性质的幻想，在帝国主义时代，如果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特别由于中国是后发国家，就只会沦为老牌帝国主义的附庸，这样，革命根本就没有必要了。

　　那么，无论是中国初期的经济情况，还是中国的资源储备量，都无法忍受“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的市场经济，反之，在国家统一调划当中，一方面可以做到合理调度资源，另一方面可以顾及国防问题（参考抗美援朝与中苏对峙）。并且我们也可以通过抗美援朝看出，民族资产阶级或许在反帝反封建斗争时是一位革命的同盟者（纵使其同时是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阶级），但是在面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建立政权时迅速地由于其阶级本性转到反革命的阵营当中，而三大改造的和平过渡也是在我国已经进行了各式各样的残酷的阶级斗争之下才完成的。

　　尽管，历史的真相如此，依然会有人强调市场经济是为了满足人民需要，前文已经阐明，这里做个总结，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价值规律对于生产的调控。（需要注意的是，苏修的经济体制是相较于南斯拉夫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更加高级的“计划的”资本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这个时候无论其改革重心是否调整到市场的扩大化上，其利润挂帅以及政权性质方面都已经使苏修成为事实上的资本主义帝国了）那么通过商品交换中介了的生产活动，就会使“满足需要”成为次于利润扩大化的行动，这个只需看柯西金改革后苏联消费品生产与奢侈品生产的失衡问题便可明白。

　　到此，简单谈谈“新经济政策”的问题，简略说一下吧，列宁自己都强调过，新经济政策是“倒退回国家资本主义”去的政策，这样，我们就可以批驳掉某些人把新经济政策放在社会主义之下强调合法性的言论的谬误了。那么，列宁“凭什么”？就凭这种暂时的“倒退”有我们手里最坚实的“物质基础”——“无产阶级专政”。

　　自觉性问题

　　在我看来，“前三十年”的后半部分的思想，并非毛一时的“天才”，特别是近日回读党史发觉——“整个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探索中对于自觉性的强调，都是‘人民战争’和‘放手发动群众’的思想体现”。对于自觉性的引导和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都是我党在战争时期早期的伟大实践的再次彰显。

　　在私有制的反动世界中，意识形态所扮演的角色是对“大多数”的奴役，也就是对于群众的“愚化”，而在公有制社会里，历史必须来到这种“被颠倒”当中，也就是说，意识形态的目的不是对于革命的反动，恰恰相反，它是对于反革命的反动。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这在无政府主义者那里被视为所谓的“对革命的背叛”，然而正如阶级斗争的目的是消灭阶级一样，成为统治阶级的目的是永远地消灭统治阶级，拔除其社会根源。

　　只有群众切实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武器，无产阶级专政才得以被“自觉地”保卫，革命才得以不会被背叛（CR的最大败笔之一，就是它根本没有完成对群众的足够教育）。除此之外，还需注意一个问题，就是公社原则当中的人民武装问题，亦即群众对于镇压性国家机器的真正掌握与否，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需要明晰的是“人民战争”的要点包括人民群众对于武器的掌握，群众应当掌握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这两者，才能够从两方面牢牢地捍卫革命果实。

　　自觉的群众如果丧失了对于武器的掌握，就会完全落入上层的操纵当中，若是掌握不了镇压性国家机器，且不说先行的武装对于群众的激烈镇压，单单是整个领导权的被篡夺（见苏修之后的群众抗争）都会引起极其严重的反动势力反扑。

　　群众有权知道更多

　　群众能够做到更多